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教职员纷纷离开北平、天津南下，经 过长途跋涉，尝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汇集到了长沙城。而那些散 居于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们更是历尽艰辛险阻，心怀一腔失却家 国之恨，流亡到了湘江之畔的这块战时教育圣地。
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19日开学。旧生报到者有 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清华631人，南开147人。后又有新 招的和借读的学生进来，学生总数为1496人。
三校合并为临大后，共设17个学系，共有教师148人，其中 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文科各系的教授会主席为： 中国文学系朱自清、外国语文学系叶公超、历史社会学系雷海宗、 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冯友兰。
临大的学生们看不见胡适，便有些纳闷，他们到处打听：“胡 适之先生在哪儿？胡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学校里没有胡先 生?”
后来人们才知道，胡适被政府派到外国去求援了，但人们还 是盼着他回来。
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是在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离开北平，先 去南京，后又应召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的。他 于7月11日到了庐山，当日下午，蒋介石便邀他茶话。
7月16 0,蒋介石在谈话会上致辞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
战，而不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希望 由外交方面来求得卢事的解决。''胡适听了这话，也便按照这个调 子，大唱起来低调来。
在庐山开会期间，胡适时时忙于应酬。蒋介石请吃茶，汪精 卫邀聚餐，冯玉祥送煎饼。他又同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军界 人物交往，又常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们晤谈，并且到庐山暑 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及与程、朱、陆、王之异同气在会 上很是活跃。
有一位胡健中，在谈话会上与胡适坐在一起，听了胡适的发 言，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他：
溥暑匡庐胜会开，
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
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遂作诗一首答代：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蝶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
7月28日，胡适下了庐山来到南京，他与高宗武、陶希圣等 人过从甚密，成为南京“低调俱乐部”中的一员。31日，蒋介石 邀请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人吃饭，席间，蒋介石告“已决对 日作战”，胡适便对蒋介石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找高 宗武谈谈，此人能负责任，又有见识。”他还在做着“和平”交涉
的迷梦。
8月2日，胡适从外面回到下榻处，见到了蒋介石邀谈话的通 知。为了能够谈得好，他预写了一个长函，以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这个长函的主旨是：在大战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其理 由有三：
（1） 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 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 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 易破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 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 未失之土地。
（2） 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部：第一步为停战：恢复7月7日以前之疆土状 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一在两三个月之后举 行。
到8月6日蒋介石邀谈话时，胡适就陈述了自己的这番意见。 不过，等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 适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他又开始倾向于支持抗战了。
此时，蒋介石已决定派胡适以非官方的身分去欧美各国，在 朝野人士之间进行游说活动，以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支持和援 助。在蒋介石看来，做这种工作，胡适是最好的人选，他在西方 有不少朋友，以他的学者之身、在外国的声名，而他又非官方人 员，说话就更为方便。
9月初，江冬秀离开北平到了天津，并把胡适的藏书也运往天 津。因南行路途阻滞，又没有合适的旅伴，她只好先住在天津友 人家，等待时机南下。
9月7日，蒋介石再次邀胡适谈话。第二天，胡适便乘船去汉口了。
胡适身负着重要使命，但他的心情却是矛盾重重。他愿意为 国家分忧，到国外去做游说工作，争取外援，帮助神圣的抗战，但 他又不愿卷入政治旋涡，从而浪费掉许多做学问的时间。一想起 手边未完成的一些学术著述，他就心痒难熬，恨不得立刻回到书 斋里，伏身于书案之前，奋笔疾书。对于他，那爬格子是生活中 最为有趣也最为重要的事了。
然而，北平已沦陷，有家归不得，他只能在外边流浪，企期 肴扁平早日到来，乞盼着重回书斋的日子早日到来。就是在这种 矛盾心情的痛苦熬煎下，他在轮船上给留在北平的郑天挺写了那 封信。他很是羡慕他们的选择，蛰居于敌人铁蹄下的北平，隐居 起来，闭门读书与著述。在他看来，那未尝不是一种睿智的选择， 因而他鼓励他们那样去做。为了害怕这封信被敌人査获，引起许 多麻烦，他才不得不用了一些隐语，并且署名为“藏晖"，反正朋 友们能看懂就行了。
9月11日，胡适来到汉口，当日便给暂住在天津朱继圣家的 江冬秀写了封信，劝她早日带思杜南下。9月13日，他将儿子祖 望托付给朋友照料，便与钱端升登机飞长沙。在长沙稍停后即去 香港，从此，他开始了席不暇暖的旅行游说生涯。
9月20日，胡适从香港起飞，经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 威夷、檀香山，于26日到达美国旧金山。当天下午，他便到大中 华戏院对华侨们演说，讲题是“中国能战胜吗?” 30日，胡适出席 加州大学校长的招待会，并作演说。10月1日晚，他在旧金山哥 伦比亚电台作英语广播演说，题目是uWhat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 ”（“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胡 适在讲话中批评了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并说：“中国对美国所期望 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 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 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9月30日晚上，胡适从加州回到寓所已经半夜了，他匆匆吃 了一点夜宵，从凌晨1时起开始写明日的广播演说稿，直到天明 时才写完。写完后他交给了广播电台，才休息。
下午，有人来转告说，电台嫌这演说稿措辞太严厉，要他进 行修改。胡适很是生气，告诉电台的人说：“宁可取消这次演说, 也不能修改！”
胡适这样一坚持，电台反而软了下来，稿子便不再要求修改 了。当天晚上7时45分按时播出。胡适讲完回到下榻处，已是夜 里10点钟了。他刚进屋，就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国朋 友布朗夫妇的贺电，祝贺他演说的成功。
10月8日，胡适从旧金山飞往华盛顿。12日，他与王正廷大 使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情况，希望 能够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对中日战局很是关心，临别 时嘱胡适不要悲观，态度很是诚恳。
此后，胡适就在美国、加拿大各地作巡回演讲，介绍日本侵 略者的暴行和中国的抗战情况，来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
胡适在美国的这些演说和活动，影响面很大，连日本也注意 到了。住在日本的原中国公学历史系主任杨鸿烈给胡适写来了一 封信，信中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 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的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 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的一言一行，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 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 '王道政治勺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 肯拨给巨大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 过于小气，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了
10月11日，胡适在美国接到了傅斯年的来信，傅斯年报告了 国内的形势，并说，国内人士对于美国最为渴望的是希望他们能对日本给予经济制裁。
12月30日，胡适写信给江冬秀，此时江冬秀已来到上海定 居。信中说：“我在外国，虽然没有危险，虽然没有奔波逃难的苦 难，但心里时常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 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10种报纸，晚上总是睡的很晚，白天又 是要奔走。”
胡适到美国来活动，没有任何公职的身份，因而便有几所大 学提出请他到校任教，也有英国人来请他去演讲，但他都谢绝了。 他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教书的事，我很费踌躇，后来决心都 辞掉了。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 心上过不去。”
到了 1938年的7月，胡适在去法国时，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 要他岀任驻美大使。7月27日，他在伦敦时又得到了蒋介石电报， 催请他勉任驻美大使。
7月30日，他又写信给江冬秀说：过去曾发愿“20年不入政 界，20年不谈政治。那20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 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20年， 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我 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 术生活里去。”
同一天，他又写信给傅斯年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你们当 有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了一 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争一了，仍回到学校去。“
关于出任驻美大使的事，胡适经过了七八天的考虑，终于复 电允任。
1938年9月17 0,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 利坚特命令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
这个消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舆论界皆持欢迎态度。
《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胡适是一位大学教授，是一个民主 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美国人应该相信他是一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 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 分相信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气
美国《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对胡适表示欢迎和敬意。社 论说：“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 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 和好关系更能增进。“
9月24日，胡适又给江冬秀写信说：“我21年做自由的人，不 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种地步，调兵调到我，拉 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 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 驻美大使，在官场中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高贵职位！有多少 人期望而不可得，但胡适却似乎对此并不动心，他只把这当成一 件无法推卸的责任，只好勉力为之，他所向往的仍是他的学术事 业，教书生涯。
9月28日，胡适在离英赴美前接见记者称：“吾从未担任官 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 时代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
为此，他作小诗一首以嘲，诗名《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 陈光甫》： .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随着抗日战争的无限绵延，胡适的驻美大使做了四年，做到1942年9月8日才去职。
说到胡适，读者难免又会想到一位久违了的大人物，那位给 北京大学带来无限新生命的老校长蔡元培，由于久不提及，仿佛 他已销声匿迹了。不过，细心的读者还会记起，就在不久之前，在 鲁迅先生逝世时，治丧委员会的领衔人物，便是这位鲁迅的同乡 与老友蔡元培。
蔡元培于1923年57岁时，因反对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 独立，蹂蹒人权，发表了《不合作宣言》，声明辞去北大校长之职, 坚决不与毫无人格的彭氏为伍，并于同日离开北京。7月间，他在 苏州与周养浩女士结婚，遂即携眷离开祖国去欧洲游历。
他先居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从事学术研究与著述，1924 年移居法国，以后又去了英国，同英国政府及教育界人士洽谈退 还庚子赔款事宜，后又去德国，入汉堡大学研修民族学和哲学，出 版了《简易哲学纲要》一书。
1926年，蔡元培已经60岁了，1月初，他由法国启程回国， 于2月3日到达上海。此时正是北京政局混乱、交通阻梗之时。6 月28日，他致电北京政府教育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1927年 9月，北京大学并入北平大学区，北京大学校长名义也便随之取 消。10月1日，他就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
1928年1月31日，他又被任为交通大学校长，但未到任。2 月7日，被推为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3月，被派兼任南京国民 政府代理司法部长，4月23日，又被任命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此后，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而他的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是一直 到1930年9月19日才获准辞去的。
这些年中，蔡元培一直在从事民主和民权保障活动。1932年 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蔡元培与宋庆龄、柳亚子等人联 名致电南京当局，请予宽释。12月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 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5月23日，蔡元培与胡愈之、杨杏佛等联名致电南京当局，要求宽释被捕的作家 丁玲、潘梓年等。他又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在北平被捕的许德 桁、侯外庐，在沪被捕的罗登贤、余文化、陈广、陈藻等4 Ao他 不放过任何机会，以自己的国民党元老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 身份，营救受难的进步人士。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蔡元培忧心如焚，积极奔走呼号，推 动抗战工作。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蔡元培 被推为理事。8月间，上海抗战爆发后，蔡元培将中央研究院部分 房舍作为伤兵医院。11月2日，他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同济 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 5人联名致电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吁请制止日寇侵华暴行。11月 6日，他又与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罗家伦、李石曾等教育界名 流102人联名发表英文声明，揭露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蓄意 毁灭我教育机关的暴行。
同一天的上海《申报》发表了这一消息：
自卢沟桥事变后，三月以来,日本军队在我中国各 地，利用飞机大炮，毁灭我各级教育机关，业已指不胜 屈，此实为日方最恶之暴行，且亦为世界文明史上之最 大汚点。顷我国教育界巨子，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 长李煜源、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 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长篇之英文事实声明，历 叙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之经过。计首段为序论，次段 则叙日方破坏之广泛，略称：北自北平，南迄广州，东 起上海，西造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 专门学校有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仅以大学而 论，其物质上损失，按照1935年之估计，在6700万元 以上；至文化上之损失，则无法计算，诚所谓中国30年 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
再次则叙述日方此种举动，系有计划、有系统，故 如中央大学，初即为日本空军所圏定的轰炸目标，嗣果 陆续惨被轰炸四次；又如南开大学，则轰炸不足，继以 焚烧，全成焦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 珠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 辽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 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 遁辞耳。
最后则郑重向世界人士提出吁请，以为日本此种举 动，实为对于文明之大威胁，应请世界开明人士，协同 我国，一致谴责。如果此种威胁不能制止，则世界将无 进步与和平之可言，且以为迟疑不决，即不啻与侵略者 以鼓励。惟有举世决心，实施有效制裁，始为保障文明 最简便最迅速之唯一方法。
到了 1936年，蔡元培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鲁迅逝世之后, 他也患了一场伤寒病，身子很是虚弱，到年底才渐好转。
中国在淞沪战场上节节失利，常熟、常州、芜湖、南京、扬 州、杭州相继失陷，国民党政府迁都到山城重庆。11月12日，日 军占领了上海。
11月27日，病弱之身的蔡元培由庄长恭、丁燮林陪同，微服 出奔，自上海黄浦滩乘法国邮船赴香港。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又 患有脚疾，走路很是不便。行前，医生劝他在香港居住休养治疗, 但蔡元培却不想在香港久居，他只想先去香港医治一下疾病，然 后去重庆，协助政府，共赴国难。
来到香港，他隐姓埋名，化名周子余。因为他的母亲姓周，故 改为周姓，正如鲁迅之母姓鲁，他才改为鲁迅的。这“子余"二 字，是从《诗经》大雅之《云汉》篇“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中 化出，他的号“孑民”即从此二句中字联合而成，以“子”形似 “孑”与原句“余”字并合而成“子余” 了。
来到香港后，蔡元培下榻于陆海通旅馆。次日，他以丁燮林 的名义致电傅斯年，邀他到香港商谈。他又以周子余的名字，致 电夫人周养浩，告已平安抵港。中午，他又迁到大道中胜斯酒店。 不久，即移居摩利臣山道的祟正四楼，这里是商务印书馆租用的 宿舍。过了些日子，夫人周养浩偕子女来到香港，他们便租到九 龙柯斯甸道165号的房屋，全家人便搬了进去。这里有客座一间， 膳厅一间，卧室二间，还有浴室、厨房等，月租120元。
他原想在港稍事休息后即去重庆赴国难的，但来港后身体屡 屡不适，去重庆交通又不便，且香港是个国际化的大都会，医疗 条件比重庆要好得多。亲友们屡屡劝他留在这里安心养病，他也 便居住下来了。他很想隐居起来，少露面，少参加一些外面的活 动，但实际上他一天也没有好好休息过，不是投入公事活动，便 是读书、写文章、复信等，整日忙着。
1938年2月28日，他在香港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 总干事朱家骅和10个所的所长都到了。蔡元培在香港酒店主持会 议，议决了几件重大事项。
4月间，他又主持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14次年会， 在会上连任董事长。
他为《鲁迅全集》写了序言，他还写了好多诗词。
蔡元培的足疾，还是早年间寒窗苦读时留下的，后来在德国 留学时，虽常去医院医治，但也未曾见效。到老来仍有这足疾，就 使他的活动大大受到了限制，他不能去重庆，也同这顽固的足疾 大有关系。如今住在港九，他平日很少岀外游玩，只有一次应了王云五之邀，才去浅水湾游览了一下。
蔡元培在香港居住，经济上很是拮据。中央研究院的月薪，只 有少数法币，而在香港则非用港币不可，若按照法币与港币的比 率，所得便无几了。香港消费水平大大高于内地，房租贵，物价 昂，还有医药费、子女教育费等等，他便常是入不敷出，难以维 持。而在上海时家用的巷头老妪，他又不忍抛弃，也便一并带到 香港来，这开支便更大了。再加上常常接待宾朋，周济寒士，因 而左支右細，甚感困难。真所谓“三晋之大夫，不如邹鲁之 仆妾”是也。这样，他平日的营养也就跟不上去，养病就更为困 难了。
不过，蔡元培晚年居住在香港也有一乐，这便是他时有浅斟 低唱，常与友人作诗唱和。这些日子，他写的诗很多，大大超过 了以往那些年所写。他同夫人周养浩也是情感笃厚，恩爱有加，真 个是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且常有诗词酬和。周养浩比蔡元培年 轻二十多岁，她对蔡元培极为关切。蔡元培在客厅里会晤亲友时， 有时背靠房门而坐，细心的周养浩怕他受了风寒，便赶忙取来一 件大衣，披在他的背上。有时，蔡元培要拄杖去郊外散步，周养 浩总是先出去体察一下天气的阴晴冷暖状况，然后才陪他一同 出去。
周养浩留学法国，擅长油画，她曾为蔡元培画了一幅肖像画， 画得维妙维肖，极为传神，其可谓神来之笔，蔡元培为此画题 诗曰：
我相迁流每刹那，
随人写照各殊科。
惟卿第一能知我，
留起心痕永不磨。
1939年春，周养浩50寿辰时，蔡元培为她写了祝诗:
紫驱相依十六年，
耐劳嗜学尚依然，
岛居每恨图书少，
春至欣看花鸟妍。
儿女承欢凭意匠，
亲朋话旧诩心田，
一樽介寿山阴酒，
万壑千岩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