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失陷以后，北大、清华的教职员纷纷离开日本人占领的 古都，渡江南下，各得其所。多数人去了长沙临时大学。北师大 等校也已奉命西迁，到陕南汉江边的小城城固，建立了西北临大。 从东北流亡到北方来的东北大学，也去了西安，后又辗转迁徙到 四川的三台。唯有燕京大学这所美国教会学校，在太平洋战争爆 发之前，日本人尚未敢侵占，因而照常开办着。但是，燕大的那 些进步教授们，却有不少人不愿在这里窝着脖子过日子，也先后 离开了北平，去了大后方。吴文藻、冰心夫妇去了重庆，顾颉刚 去了大西北，落脚在兰州，而郑振铎是在更早的时候便离开燕京 大学去上海了。
在这里，独独周作人却始终按兵不动。南下的朋友们在一起 盘桓时，常常提起周作人，不免关心地问：“岂明先生呢，他怎么 还不出来？”刚刚从北平逃出的人们到了长沙，北大、清华的老朋 友在听完了新来者叙述路途的艰辛苦难之后，难免会问：“看见周 作人了吗？他怎么样？”
人们都听不到关于周作人的准确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盘 算的，他将来会走哪条路。而他，又是一位如此牵动着许多人的 心的朋友。
郑振铎在离开北平的时候，曾到八道湾苦雨斋中，同周作人 做了一次促膝长谈。那时，抗战救国的空气已是十分高涨了。郑
振铎劝周作人，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因为这里将会是一 个难以保住的危险之地。应该到南方去，在那里站住脚，参加抗 战的工作。.
可周作人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广和日本作战?那是不可能的。 人家有海军，很强大的海军，我们有吗？现在还没有打，人家已 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怎能够抵挡住人家？”
郑振铎也摇摇头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是他们来侵略我 们。如果他们一步步地迫进来，就因为我们没有海军，我们就一 点也不加以抵抗吗？”
周作人不再作声，但他那“必败论”的思想，却还是根深蒂 固地存在着。
郑振铎说服不了周作人，有些败兴地走了。
一些朋友离开北平时，不免到这里向他告别，也劝他赶快离 开，别误了时机。周作人却说："我去南方，恐怕鲁迅的党徒们会 容不得我，甚至会对我有所行动。所以，我不能去。”不过，说完 了这番话，他自己也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托词，不会有人相信的。因 而遂即又说：“唉，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带口，谈何容易!"
其实，他这样说，人们也明白这是个托词。那么，谁又不是 拖家带口呢！
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七七事变发生后，便于7月25日启程 回国，参加抗战。27日到达上海后，听说周作人还留在北平，他 便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发表在1937年8月30日上海 《〈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第1期上。
困难声中怀知堂 郭沫若
古人说：“輦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困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战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的我们的知堂。 他那娓娓而有内容的文章，近来在《宇宙风》上已有好 几期不见了。记得最后一篇文章的末尾，是把苦雨斋记 为“苦住斋”的。苦住在敌人重困中的知堂，目前不知 怎样了。
前天王剑三来看我，他是才从青岛回上海的，我问 到他，有没有关于知堂的消息？
他说，有人造他的谣言，说他花了九千块钱包了一 架飞机，准备南下。
其实这“谣言"，我倒希望它要不是谣言才好。九千 块钱算得什么，虽然在鼎沸时期要拿九千块钱的现金未 免也夸张得一点，然而，我们如损失了一个知堂，那损 失是不可计量的。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 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 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 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 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换掉他，就死上几千百 人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 我想，再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 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 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想写的还多，然而就此切着。
不久，周作人就读到了郭沫若的这篇短文。
11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为题，发表了
周作人于8月6日、8月20日和9月20日写给该刊编辑陶亢德的 信。
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 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 尚未能定， 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 再说耳。
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 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 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 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解释也。
周作人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说：“鼎堂先生文得读，且 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又说：“无聊中写小文消遣，拟继续翻 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未耳。南方无处可归，北 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 待校长之命令也。”实际上，到11月中旬，北大的郑天挺、陈雪 屏等一批人已经离平南下了。
周作人屡屡说他不离北平是因为“舍间人多，无实地可避，故 只苦住那么，他的家庭究竟是怎样情况呢！
自从鲁迅和母亲搬出八道湾住宅之后，这里便只剩下周作人 一家了，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姐妹二人也便成了周宅的主人。不 久，她们便把父母羽太石之助夫妇从日本接到了八道湾家中。'‘九 ・一八''事变之后，北平的局势已经很不稳定，每有风吹草动，信 子就叫佣人把宅院门口挂着的“周宅"牌子摘下，换上了 “羽太 寓”的牌子，还插上日本的太阳旗，表明这是日本人的住宅。对 于这件事，鲁迅和鲁老太太都很有意见，鲁迅就曾意味深长地说：
“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之昏。”
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这姐妹俩，原先住在绍兴时还看不出什 么，那时候，芳子还很小，很天真、单纯。自从1919年年底搬到 北京来之后，见北京有很多日本侨民和日本医院、商店，日本货 更是应有尽有，且家中收入较丰，经济条件宽裕，信子又是这个 大家庭的当家人，芳子也渐渐长大，思想便也变了。信子当然变 得更是厉害，俨然成了另外一个人。平日，通过请医服药、买东 西等各种事情的交往，信子和芳子逐渐接触和结识了许多日本医 生、日本商人、老板乃至政界中人，与他们常常来往，后来，又 与日本驻华大使馆也有了联系，她们的社会关系也便复杂起来。
周作人一向对日本人有好感，信子的朋友也便成了他的朋友, 受到了他的热情招待。这些日本朋友中，有好人，也有别有用心 的特务，天长日久，他们对周作人家中的情况以及周作人的思想, 也便了解得十分清楚的了。他们当然也知道，周作人家的事，都 由羽太信子当家做主，信子能够左右周作人的一切。于是，周作 人这样一个在中国乃至在国际上极有声望的学者、教授、作家，自 然便成了他们物色与争夺的对象。
北大、清华南迁后，周作人曾亲眼目睹了朋友同事们扶老携 幼离开北平的情况，他也曾动过心，想跟朋友们一道南下共赴国 难。但他同信子等人一说，便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她们都不同意 离开北平。她们认为，北平有这样多的日本朋友，日军怎么会难 为周作人和他的家眷呢！他们只会受到保护，绝不会受到侵扰。就 这样，周作人也就决定留下来了。那“上有老、下有小、家累 重”的话，不过是他的托词罢了。
周作人说：“上有老”，当然指的是上有老母了。鲁老太太确 实已到了 81岁高龄，似乎不宜长途跋涉，其实，老人家是极为深 明大义的。当初与她朝夕共处的大儿子鲁迅离开北平时，她不是 未曾阻拦吗？如今，周作人若是因赴国难而离开北平，她怎么会阻拦呢？
熟悉周家内情的人都知道，周作人同母亲究竟是怎样一种关 系呢！
那还是前一年的事。鲁迅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周宅 之后，周作人邀了宋紫佩来到西三条21号。老太太听说儿子逝世, 震惊得全身颤抖起来，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在床边上说话。
但老太太的神志还是清楚的，她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 全要靠你了
周作人说：“我苦哉，我苦哉……"
周作人的这个态度，很使得老太太不满意，她也便看穿了他 的心。后来，老太太对俞芬俞芳她们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 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 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 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鲁迅逝世以后，一直到1937年的年底。鲁老太太和朱安的生 活费用，全是由许广平来承担的。她按照鲁迅生前的旧习，每月 如数将生活费寄了来。从1938年1月开始，周作人才承担了母亲 一个人的生活费，每月送来50元。而对于鲁迅名下的朱安的生活 费，他却分文不给，全由许广平负责。
所谓“下有小"，也不太确。八道湾的孩子们都已长大，连芳 子最小的儿子周丰三，也已有十五六岁了。“小"的大约只有他女 儿静子的两个小孩子了。
所谓“家累重”倒是事实，家里人丁多，平日花钱又无计划， 周作人虽有丰厚的收入，但也没有什么积蓄，全挥霍掉了。
周作人决心不走了。按照北大校方规定，或老或病或家累重 不能走的，也可留下。周作人是53岁，还不能算是“老，只是 因为拖累太多，他自己便把自己归入不能走的一边。
1937年11月29日，留下来的几个人在北池子孟心史家里开 了个小会。孟心史已经病得很重了，不能起床，几个人便在他家 的客厅里做了这次聚谈。随后，北大校方便决定把周作人、孟心 使、马裕藻、冯汉叔四个人算作北大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50 元来。后来，蒋梦麟校长又发来电报，要周作人保管在北平的校 产。此后，只过了两个月，孟心史便病逝了。
留下来当然是很寂寞的，老朋友们大部分都走了，留下来的 少数几位也都是深居简岀，很少岀来活动。可以在一起谈谈的人 实在太少，而同周可以谈谈的人在一起谈谈的机会就更少了。
这一年的冬天，有一次，周作人同留在北平的钱玄同、马裕 藻在一起闲谈，周作人提出了 “出山"之类的话，钱玄同和马裕 藻都默默无言。原来谈得很高兴，一提起这话头儿，他们便缄口 了，周作人也就没有深谈下去。这闲谈也就结束了。
过了两日，马裕藻忽然到八道湾来访，周作人在苦雨斋中沏 了茶，热情地招待这位老友。马裕藻坐下来，开口就大骂附逆了 的徐祖正，骂他是无耻之尤。周作人一听，心中一动：这别是指 桑骂槐吧！他也就装傻充怔，也跟着骂了一阵，说“徐祖正之流 没有文人的骨气"，“不值得一交"等等。马裕藻坐了一阵，也没 有深谈什么事，便告辞了。
谁知，过了几天，马裕藻又来了，进得门来，开口就问：“岂 明兄，前次你说要出山，决定了什么时候没有？”
周作人迟迟疑疑地说：“唉，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 红楼呢！"
谈了一阵儿，马裕藻就走了。此后，他就很少来八道湾了。
滞留北平的周作人，在实行着他的“闭门读书”的计划。他 重又翻阅着他收藏的那些清人笔记，他的藏书中此类书很是丰富。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翻阅了二十几种，共四百多卷。翻阅着， 他也写了一些读书随笔之类的小文，以换取一点稿酬。这些文章， 当然都是远离时代、社会的无聊之作。
由于经济收入的突然减少，他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了，他就 想到要设法扩大收入之途。首先，他想到了翻译之事。他同胡适 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好，每月交译稿2万字，得稿酬 200元。这样，他就开始翻译《希腊神话》，译出了 10万多字，同 时又译了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和菊来则的《希腊研究》, 也约有10万字。他得到了很不算少的稿酬，补贴了生活用项。后 来，编译会迁到了香港，他的翻译也便中断了。自然那收入也就 不再有了。
周作人又写信给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希望能够在燕 大担任点课程。郭绍虞遂送来了聘书，名义是“客座教授，功课 是4—6小时，待遇按讲师论，但赠送20元，以示优待。后来又 决定每周只去一天，讲授两门功课各二小时，月薪100元。这样， 周作人便去燕大讲课了。
这期间，周作人确实也做了一些保护北大校产的事情。
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要把马神庙的北大第二院（理学院）做 它的本部，他们直接找到了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清，腾出 房来给他们用。留守二院的事务员觉得此事干系重大，不敢做主， 便来找“留平教授"周作人和冯汉叔。周作人知道后，急匆匆来 到二院，冯汉叔已经在那里了。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要想挡 驾，只能去找汤尔和。汤尔和已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 兼教育总署督办，向他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搬动。 至于能否有成效，他们也不敢断定，只好临时再看了。似乎只有 此一途，再无别的办法了。
周作人即刻起草了一封公函，送到了汤尔和的家里，心中惴 惴地等着那边的消息。他们的心里实在不安，因为只有三天的期 限a此事如不成，便只有眼巴巴等着那场浩劫来临了。
谁知，当天晚上，汤尔和便打来了电话，说是挡驾总算是成 功了，但却是掉换了一下，把第一院给了宪兵队了。他说，文学院只积存了些讲义之类的东西，散伙了也不十分可惜，这终于算 是把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保护了下来。此后，日本宪兵队就进驻了 红楼。
在此期间，周作人也拒绝了一些官办学校的聘约。他辞去了 北京师院、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教职聘书，他拒绝担任伪北京大 学校长兼文学院长一职，辞却了满洲大学的邀请，也拒绝加入留 日同学会，辞了东亚文化协会的晚宴，辞却了日本朝日新闻社的 约稿等等。
然而，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却出席了由日本大阪《每日 新闻》出面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会者皆是日伪 军政文化机构的要员。日方有大使馆参事官、新民学院教授、陆 军特务部代表。伪政权方面有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督 办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以及前华北大学校长何克之，前 清华大学教授钱稻孙和前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等。
这次座谈会，是日本在华北的战事告一段落之后，为巩固殖 民统治，开始进行以安抚、拉拢和奴化教育为主的大陆思想战。所 谓•更生中国文化"，就是要剿灭中国文化中的“敌性文化”，灌 输“皇道”，最终将中国文化纳入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轨道。 这种文化侵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军事行动。因此，尽管周作人 在会上只是谈谈自己对日本及日本文学的研究，但出席会议本身， 就证明他已与日伪合流，加入到文化侵略的行列中了。日方也绝 不失此进行宣传的良机，在报刊上发表消息，登照片，将长袍马 褂的周作人，跻身于或戎装或西服中装的日伪要员之中，迅速传 向全世界。
周作人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消息传岀后，进 步文化界舆论哗然，很快便做出了反应，一致谴责周作人的附逆 行为。
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谴责周作人
“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合倭寇，出卖人格”，并“请缘鸣 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 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二
5月6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文化界驱逐周作人》, 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 脱离得远远的必然结果
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了茅盾等18人的《给 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作人先生：
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 我们每听到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 的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 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 生做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 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 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 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 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 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 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進，贻文化界以叛 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以在，终 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为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 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 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 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浑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 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 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 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 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 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 熟虑，为先生告者。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 间道南来，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 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 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 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茅盾郁达夫 王平凌胡风 丁 玲舒群 郑伯奇邵冠华 以群适夷
这封公开信是由老舍倡议，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 18位作家，由楼适夷起草，经郁达夫修改后才发出的。其中关于 “忠告”的那些话，都是郁达夫加上去的。他对周作人还是留有余 地，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而一些青年文艺工作者，则是怀着一腔愤怒，毫不客气地给 予揭露和谴责的。初露头角的诗人艾青写了一首《忏悔吧，周作 人》的诗，诗中写道：
“周作人/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 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 “你曾经护卫过德谟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
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 字了
“忏悔吧，周作人！ /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
（《抗战文艺》1卷9期）
在上海的唐强，看到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 消息之后，步《五十自寿诗》原韵，写了两首诗，发表在《文汇 报》上。
万劫灰余犹恋家，错将和服作袈裟。
炎丘史笑裨中虱，叛国人嗟袖底蛇；
何其芳也在成都出版的《工作》上发表了谴责周作人的文章。 正在英国伦敦的胡适，得到了国内友人的报告。他深念老友 的前途命运，特意写了一首诗函，寄给了周作人。
周作人接到了胡适从国外寄来的信，很是高兴。拆开信看，原 是一首白话诗：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彳亍。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九三八.八.四.伦敦
周作人看了这首诗，也做了一首白话诗答胡适。因为听说胡 适就要往美国去，便把信寄至美国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交胡安定 先生，这是胡适临时用的一个别号。周作人的诗有16行：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于苦住庵吟，略仿臧晖 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但是，周作人寄给胡安定的这封信，却由于人们不知道是寄 给谁的，便给压下了，直到1939年底，胡适才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胡适又寄来了一首诗，署廿八、十二、十三，臧晖。诗 只有四句：
两张照片诗三首，
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识得胡安定，
扔在空箱过一年。
这是周作人接到胡适的最后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