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 “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之后，一向把时间抓得 很紧、一刻也不肯放下书本的周作人，却忽然潇洒起来了。2月11 日和12 H,连续两个晚上，他坐下来与家里人打麻将消遣，接着, 他又隔三跳五地不断在麻将桌前消磨时光。这样恣意消磨时光、虚 掷长夜的举动，在他的一生中也是很少见的，以至使得家里人也 感到不解，以为他是参悟了人生、想得开些了。其实，他大概是 用这无谓的嬉戏来排遣内心的苦闷，他是在麻醉自己，忘掉无边 的痛苦吧！
既然参加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接着，3月7日和 8日，他连续两天被邀参加日伪教育总署的学制研究会和编审委 员会会议。后来，又赴日本作家山本实彦的宴请。
舆论的压力铺天盖地向他扑过来，他心上的阴影越来越浓密 了，但他又不愿去正视，总想要藏藏掖掖，闪烁其辞。他在回答 朋友们询问的复信中总是企图躲躲闪闪，藏头露尾、自欺欺人地 写上几笔，为自己开脱罪责。“目下拟专弄一部神话”、“在燕京谋 得一专任讲师之职，聊以避俗”，“钱公（指钱稻孙）前次曾以天 下见让（钱稻孙曾任新民学院院长），不佞不敢高攀许由，亦不敢 以舜禹自居，故已谢之矣"。“（天津《庸报》）曾载过不佞将任北 大校长之消息，可谓有光荣矣云云。
他曾对许多朋友说过，他留在北平，是准备隐居“闭门读 书”的。但是，他果真能够“隐居”得住吗？他能够长久地耐得 住寂寞吗？这些事，似乎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写了几首旧体 诗，就是表达他的这种心情的。
其一
粥饭钟負非本色，
劈柴挑担亦随缘。
有时神钵飞空去，
东郭门头看月圆。
其二
禹迹寺前春草生，
沈园遗迹欠分明。
偶然拄杖桥头望，
流水斜阳太有情。
其三
禅床溜下无情思，
正是沉阴欲雪天。
买得一条油炸鬼，
惜无白粥下微盐。
其四
不是渊明乞食时，
但称陀佛省言辞。
携归白酒和牛肉，
醉倒村边土地祠。
而生活上的拮据，更使过惯了大手大脚生活、花钱如流水的 周作人难以忍受得住。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种入不出，寅吃卯 粮的拮据状态：
10月6日：“金城银行通知，昆明9月14日汇300元。还煤 店欠帐。'‘
10月7日：“至金城取款，往孔德还前借之150元，・••…还米 店欠帐。”
11月22日：“至金城取款，……下午付工资一个月20元, ……又还静子35元，尚欠20也。"
周作人的稳定收入，除了昆明西南联大寄汇的“留平教授”每 月津贴50元，便是在燕京大学教书的100元月薪了。这样的收入 在一般家庭中已是很不少了，但在他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活奢 华的家庭，怎么能不捉襟见肘呢！
他每周到西郊的燕京大学上一次课，两门课共讲4个小时。每 次，他坐了人力车到海淀去，一路上饱赏郊外风光，坐在车上慢 悠悠地思考着一些事。中午，在学校里，或者在海淀、成府的小 饭馆里吃午餐，下午上完了课再回来。仍是坐在洋车上看风景，想 问题，构思文章的内容和结构。这一天天总是过得很轻松，很潇 洒，很愉快，比坐在苦雨斋里冥思苦想惬意得多。在这样的日子， 他常常便忘记了素日的烦恼，驱走了心上的阴影，心境也便明朗 了起来。
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 1939年的元旦了。
过去的那些年里，在八道湾周宅，阳历的新年虽然比不上旧 历的春节那样有着浓烈的年味儿，但也总是要热闹一番的。最起 码也是有些朋友要来坐坐，叙谈一阵的。苦雨斋里总是欢声笑语 不绝于耳，火炉里的煤烧得红红的，屋子里也是热气蒸腾。午间 也常会有客人留下来，大家在一起欢宴一番的。可是这两年，那 样的火爆气氛却很难再有了。朋友们多已远去，留下来的几位也 只是寓居在自己家中，很少有人出来走动，偶有几个人来，也似 乎是屏声欽气地坐上一阵就走。因此，这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到来 之时，宅子里也是如同往日一样的冷清。好在周作人已经渐渐习
惯了这种闭着门过日子的状态，也就不觉得那么寂寥了。
到了 9点多钟，沈启无来了。沈启无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每 年元旦是必来八道湾给老师拜年的，今年虽然来得晚了些，但他 仍是今天来的第一个客人。
周作人把沈启无让到西屋客厅里。茶几上摆了茶点、水果，两 个人喝着茶，谈着。
似乎是刚刚坐定，才说了几句话，工役徐田掀门帘走进来说： “二先生，门外有个人求见，他说他是天津中日学院的学生，姓 李。”
周作人向来对来访者是概不拒绝，一律允见，便说：“请他进 来吧!”
说话间，一个人走进屋来，对着周作人说：“你是周先生吗？” 周作人应了一声，欲站立起来。只见进来的这个人忽从衣袋 里掏出一支手枪，枪口对准了他，他还没有来不及思索发生了什 么事，便听得一声枪响。周作人只觉得左腹有些疼痛，他急忙扶 住了椅背。
沈启无吓得面无人色，慌忙站了起来说：“我是客人……"
那人也不理他，对着他也开了一枪，沈启无应声倒地。
周作人惊惶地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也从地上爬了起来，跟 着周作人跑进里屋。
客厅里毫无声息，想是那刺客已经逃走了，但他们却不敢出 来，只是在内室着避着。
少顷，忽听得外面连着响了一阵枪声，像是放鞭炮一样。院 子里人声嘈杂，一片慌乱之声。
原来那看门的徐田从前曾在侦缉队里当过差，懂得一些路数， 也略通枪法。他把来客引进屋去不久，便听见屋里响了两下枪声， 他便机警地躲在大门的后面，等那刺客从屋子里跑出，往大门外 逃出时，徐田猛地从门后窜出，把那刺客拦腰抱住，刺客那握枪的手插在衣袋里，伸不出来，只是两腿乱蹬。
徐田喊道：“来人，快来人！"
门房屋的人们跑了出来，在门外附近晒太阳的车夫们也跑了 过来，人多势众，便把那刺客拿下。
谁知刺客还有同伙留在门外，他跑过来，向着人群射了几枪, 人群立刻大乱，那刺客也便逃脱。
有几个相助的人受了伤，那车夫张三，伤势十分严重。人们 赶紧把受伤的人送到医院去治疗。
人们来到内屋去看，把周作人和沈启无也送到了同仁医院。
乍一看，周作人的伤势很是严重。医生说：“前年日本首相滨 口雄幸在车站遇刺，就是伤了这个部位，虽然一时得救，却终于 以此而致命。”可是，周作人却觉得并不很痛。他不由得想：莫非 重伤都是这样吗？接着，便去照X光。可是，医生却怎么也找不 到子弹，也没有子弹射进去的痕迹，这才知道子弹并没有穿进去。 再检査那伤口，只发现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黑色，只是皮面 擦破而已。为什么子弹没有射进身子去呢？却不得其解。
第二天早起穿衣服时，周作人这才醒悟过来了。他在穿那件 对襟的毛线衫时，扣扣子到第三颗，手触到了伤处觉得疼痛，这 才知道是这第三颗扣子挡住了那粒子弹，子弹滑落了下来。幸亏 昨日穿衣时那钮扣穿得偏左了一点，如果在正中的话，那也是无 济于事的。那扣子是一种化学制品，并非金属，却能有此作用，也 真是个奇迹。
果然，当日报警后，警察来检査现场，在客厅的地上拾得一 颗子弹，是铝质的，已经扁了，上面印有花纹，就是那毛线衣的 钮扣上的。
沈启无是弹中了左肩，没有伤着心肺，但那子弹是在里边，无 法取出，在医院里养了一个半月，创口好了，才出了院。
那车夫张三，受伤过重，流血过多，在医院急救了一下，很 快便死了。
周作人元旦被剌，成了 1939年新年伊始轰动国内外的一件大 新闻，舆论也炒得沸沸扬扬。但刺客究竟为何人所指使，其目的 何在？却有种种不同的猜测。不过，这件刺杀案始终未破，那刺 客的来历也就无从知晓。
周作人本人认为，这是日本军方所为。他可能拿岀几个证据 来。
第一，日本宪兵在这个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一直采取恶意的态 度。元旦那天下午，他刚从医院回到家里，就有两个宪兵来传他 到宪兵队问话。那宪兵队就是设在汉花园北大第一院的。在地下 室的一间屋子里，日本宪兵仔细盘问了两个钟头。他们说：“这很 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干的。”此后，每隔十天半月，日本宪兵总要来 访问一次，说是来同他联络。一次，那宪兵大谈北平的治安情况 如何如何好，各种复杂的暗杀案件都已经破获。周作人笑着问： “那么，我这一件呢？”日本宪兵说：“也快了。〃不过，自此之后， 他们也就不再来联络了。
第二，刺客是两个，或者更多，他们是坐着汽车来的，汽车 停在大街后面的胡同里，这显然是一次大规模的活动。令人奇怪 的是，他们是闯到家中来行刺，家里的人很多，很容易败露，甚 至被捉住。如果是在去海淀的路上，找一个荒僻的去处来动手，岂 不更好？因为，周作人去燕京大学讲课的时间是规定死了的，哪 一天去，坐洋车经过哪里，乃至几点几分到什么地方，几乎都是 很少有变化的。上午8时出门，15分钟到高亮桥，5分钟到慈献 寺，10分钟到白祥庵南村，10分钟到叶赫那拉氏坟，5分钟到黄 庄，15分钟到海淀篓斗桥……要行刺，一个人就够了，而且是神 不知，鬼不觉。路上很少遇见行人，也不怕有人撞见。而现在呢， 却是大举找上门来，兴师动众，闹得鸡飞狗跳墙。不用那简单又 直捷的办法，岂不是为了避免目标，免得人们联想到燕大去的事
情么？他想：这样安排似乎很巧，但也因此显露出拙笨来了。
有的人则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也还有人认为：这是周作人的侄子周丰三（周建人之子，在 辅仁大学附中读书）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心境和困难处境，为 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他枪杀。后来，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 年3月自杀。
就在人们纷纷猜测之时，周作人在1月8日又做了两首打油 诗。
橙皮权当屠苏酒， 嬴得衰颜一霎红 我酔欲眠眠未得， 儿啼妇语闹哄哄。
但思忍过事堪喜，
回首冤案一惘然。
饱吃苦茶辨余味。
代言觅得杜葵川。
周作人被刺后的第四天，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来到了八道 湾，对周作人进行了慰问和安抚。他对周作人表现了特别的关怀 与敬重。看来，周作人确实已成为各派政治力量角逐争夺的一颗 棋子了。
自从受到这次惊吓之后，周作人就不大敢出门了。被刺的第 二天，警署派来了三名警察住进八道湾周宅，说是为了保护他的 安全。但谁都能够看得出，这实则是来监视他的。他出门时，也 总是有一个便衣警察跟随着。不过，从此周作人倒觉得踏实些了。
因为不敢出门，他辞去了燕京大学的教职。他原想请他的学 生俞平伯去给他代课，等躲过这一段他再去讲课，但俞平伯不同
意，没有办法，他只好辞了。
这时候，伪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沙滩红楼还由日本宪兵队 占据着。北平沦陷后，又在马神庙原北大理学院和嵩公府夹道之 间盖了一座新灰楼，便在这里成立了北大文学院。后来又在朝阳 大学旧址成立了北大农学院，在中法大学旧址成立了北大法学院。 于是，在伪教育总署的主持下，原北平大学的工、农、医三院和 北大文、理、法学院合并，成立了伪北京大学，校长为钱稻孙。
1939年1月12 日,伪北大送来了任命周作人为北大图书馆 馆长的聘书，周作人收下了聘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事实上不 能不当。”
1月17日，周作人的老友钱玄同遽然去世，周作人很是悲痛， 痛惜这位“畏友”的失去。百日之后，他写了《玄同纪念》一文。
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委员的 职务。
4月28日，他应邀去北大本部陪宴，共三席，全是日本宪兵 队的头头脑脑。
5月8日，周作人去北大参加招生会，后去赴汤尔和的招宴。
5月26日，周作人去北大办公处应公宴，参加宴会的皆是日 伪两方面的教育文化官员。
7月19 日,周作人与钱稻孙共同商讨北大文学院教职员的人 事安排，不久，即就任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之职。
9月1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日 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不过，兼任了这么多的职务，周作人还是终日呆在家中领着 干薪。图书馆的事由北大秘书长代为办理，文学院则由学院秘书 代理，他只是每周偶然去看看。日本方面也宁愿让周作人这么闲 着，不去干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周作人"这个名字而已。
然而，这些挂了名不做事的职务，却给周作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虽然他已辞去了燕京大学的教职，每月少拿那100元 的薪金了，但是现在，他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那种窘迫情 状，而且又恢复了往日那大把大把花钱的阔绰生活。
这一年的八道湾11号周宅，忽然开始了大兴土木，翻修了左 右两个偏门，在院子里凿了水井，改造了厕所，又裱糊内屋，修 造上房，使陈旧的苦雨斋焕然一新。
周家的日常生活明显地优裕了起来，三天两日设宴招饮，宾 客盈门。周家人的衣着也渐渐讲究了起来，周作人还购置了狐皮 衣袍等上等衣装。到了这个时候，他倒离不开那侦缉队的暗中保 护了。.到了 1939年11月，住在周宅的三名侦缉队员撤走时，他 倒有些恋恋不舍了。他慷慨地送给了他们54元，信子又送了 30元 给他们，算是酬劳他们的保护之功。
周作人的这种游哉悠哉吃干薪的潇洒生活，一直维持到了 1941年的年初。此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已 经病逝，周作人的生活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汤尔和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原来也是民国初年北 京教育界的一个头面人物，在几所大学里当过校长。北平沦陷后， 他即刻投靠了日本人，在临时伪政府里担任了要职。汤尔和对老 友周作人颇有些“照料”，周作人也确实从这位老友身上得到不少 好处。汤尔和一死，教育督办这个职位便出了缺，也就成了许多 人急欲争夺到手的一个肥缺。
首先想得到这一高位的是缪斌。缪斌是新民学会的会长，他 是日方一派政治力量支持的一个政客，又极善于钻营，他积极地 活动着，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等一些人，却是属意于 周作人。
其实，关于汤尔和的后继人选问题，还在汤尔和病危期间，两 派势力争夺继位人的斗争就已经开始，并且搞得颇为白热化了。汤 尔和卧病有半年之久，他卧病期间，他的职务一直由方宗鳌代理， 而垂涎于这一高位的缪斌则多方进行活动。汤尔和临终前，也曾 明确地表示过让周作人来干。汤尔和去世后，王揖唐、伪北大监 督瞿兑之，还有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査官松井信二大 佐等人，都频繁地与周作人接触。当然都是以各种方式来劝进的。
事情是复杂而又微妙的。
在沦陷了的北平城，在很少为人所知的情况下，隐蔽着几个 身份很是徹妙的人，他们常常活动在日伪上层社会的圈子里，但 他们的真面目却几乎不被人知晓。他们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 负责人之一王定南，燕京大学教授张东亦，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 其巩，还有与国共两党上层人物有着密切关系的许宝磯。这几个 人常常在一起碰头，大约半个月总要聚会一次，多是在弘通观4号 许宝騒的家中。大家汇集情报，研究工作。在一次碰头会上，许 宝软报告了关于争夺教育督办继任的事，在讨论中，他们认为，缪 斌是个国民党党棍，新民会的混混儿，若是让他得逞，抓住华北 教育这块阵地来肆意进行奴化教育，那不知要毒害多少青少年，那 实是极其危险的事。因此，应该把他挤掉，而要挤掉缪斌，他们 就想到了亦有所酝酿的周作人。但他们又考虑到，以周作人素来 的清望出任伪教育督办，是能够让缪斌失败的，但这一职位又是 只能为日伪捧场帮凶，这又未免把这个向以温和著称的文人推到 那一边去，这又是不好的一面。不过，他们继而又想，反正周作 人已经当上了伪北大文学院长，他的一条腿已经下了水，我们也 不妨来个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教育督办，以抵制为祸最 烈的缪斌。他们权衡了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觉 得这样做还是划得来的。
围绕着这个方案，他们遂即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许宝骤亲自来到苦雨斋，来游说周作人。
许宝骐说：“尔叟去世，督办出缺，逐鹿者大有人在，而缪斌 呼声颇高。其人如何，士所不齿……”
周作人问：“这缪斌是何等样人?”
许宝骤表现岀鄙夷的神情说：“哎，此人原是个国民党党棍, 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江 苏省民政厅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现 在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了新民会的会首。若是让他得逞，则毒化 教育、奴化青年，为害将不堪设想。”
听许宝骚说了这许多，周作人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陷入了 沉思。
许宝騒进而切入本题：“为文化教育计，为青年学子计，为中 国前途计，先生若以文学院长进而出仕，只要排除了缪斌，就是 一件功德……"
周作人轻轻地点着头。
许宝骤又说了下去：“先生如果出仕，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 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但我们可以对此尽可能保持消 极——这是积极中的消极；而这种消极正起着抵制奴化的积极作 用——这又是消极中的积极。”
听着许宝软这些话，周作人不由想起了汤尔和，那汤尔和似 乎就是这样做的，日本宪兵队要占北大二院，经过他的斡旋，终 至只占了北大一院，从而保全住了那些贵重的仪器设备，这不就 是一例吗？这样想着，他便频频点头，看来，他已经有所理会了。 不过，他却说：“书生做官，性格不宜，且当局诸公皆不熟识，也 恐落落难合
许宝骥说：“在这些方面，我当居间调停，我可以给你介绍几 个朋友，比如，建设总署督办殷桐声，财务总署督办江翊唐，都 还算爽朗通达之流，可以相结纳，通声气。“
许宝骤终于和周作人谈通了。
过了几日，许宝驶就邀了周作人、殷桐声、江诩唐和钱稻孙 等人到他家里茶话、会谈。
同周作人谈妥之后，许宝骤便去找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 克敏，向他介绍周作人，建议让周作人出任教育督办。教育督办 出了缺，王克敏作为政府首脑要找一名新的部署和同事，他当然 愿意舍桀鹫难驭的缪斌而取温文尔雅的周作人，因而一说便成，但 最后的关键还在日本方面。在日方，支周派的力量远远胜过了支 缪派的力量。因此，周作人出任教育督办的事便比较顺利地做 成了。
1940年12月19日，在南京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 议上，正式通过了 “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 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一案。第二天，北京《实报》就披露 了这个消息。
在报纸上公布了这一消息的当天，周作人便接受了《东亚新 报》和福冈、伪满洲国、伪蒙疆各报记者的采访。日本特设文化 特务机关兴亚学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査官松井大佐，也在这一 天拜访了周作人，并对《庸报》论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以素 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 觉得非常荣幸七
1941年元旦这一天，周作人正式接到了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 政府委任状。周作人本人和别的人当然都还记得，这一天正好是 他被刺的两周年。
1月4日，周作人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教育总署全 体职员致训词。从此，周作人完全"下水” 了。
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后，许宝麟所要求他的，首先是要他 利用职权保护好燕京大学，搪住'日方的压力，减轻它的渗进。司 徒雷登也曾托许宝骤拉拢周作人和伪组织中的其他政要。为此，许 宝骏便在1941年初，在家中大宴宾客。华北政务委员会中的各署 督办，除了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之外，都来了。王克敏也带着女 婿邵东湖同来，司徒雷登则带了日文秘书萧文安来赴宴。此外，中国大学也需要敌人伪组织的关照，许宝驗也替何其巩同周作人拉 近关系。何其巩曾在家中宴请周作人，同席有沈兼士、俞平伯等人。
开始，周作人抱着“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 不可使伪"的幻想，想替教育界略尽“维持”、“保护"之责，这 样也可以维持一下自己的“清名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兵即 进驻了燕京大学，并将代理校长陆志韦和教授张东茹、赵紫宸、邓 之诚等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在危急中，陆志韦低声对懂日 语的萧先生说：“去找周岂明！"看来，周作人是对燕大有过“保 护”的举动，他们也认为他是可以尽保护之责的。不过，自从发 生了那次“游行事件"，周作人便不能由己了。
一天，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祝皇军占领 宜昌的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 参加与否，无关宏旨。总署便根据他的这个意见，转告市政府教 育局和直属各大学知照。第二天，各校照例放假，却没有一个学 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日军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 人，只是经日本大使馆参赞力劝，才没有去做。从此，周作人再 也不敢去管这些事了，一切都照日方的指示去办。
有一次，许宝骏去找周作人闲聊，周作人向他诉苦说：“我现 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