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失陷以后，沪上的文人学士纷纷流徙各地，有的去了 武汉，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重庆，盛极一时 的左翼文化运动遭到严重摧残，上海作为中国革命文化中心的重 要地位也便随之转移了。
然而，也还有少数左翼文化人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 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暂时留了下来。他们之中，有的是能走而 没有离开；有的是无法离开；有的是暂时留下，等待时机再迁；也 有的是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在这里坚持斗争。不过，不管是由于什 么原因、岀于什么考虑而留了下来，他们都是藏匿起来，隐居下 来。或隐姓埋名，深居简出：或是移居外国租界地，在“孤岛"中 觅一立锥之地，继续从事着他们一以贯之坚持着的革命文化事业。
在滞留沪上的著名文化人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郑振铎 和鲁迅的遗孀许广平皆是颇为令人瞩目的人物。
郑振铎为什么要留在上海呢？简单地说，就是为了一个字: “书为了岀版书、抢救书。
1937年11月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12日，最后一批中国 军队撤离了上海，除了苏州河以南的那片“公共租界”地和法租 界未被占领外，其他地方全是沦陷区了。于是，人们便把这块暂 时未被日寇占领又在他们重重包围之下的这一小片土地称之为 “孤岛”。
这一天的晚上，上海处于慌乱与恐怖之中，大有天将倾覆、地 将崩裂、一切皆将不保的危难之感。
天色昏暗中，郑振铎急匆匆从外面回到家中。他急如扑火般 地闯进书房，把一些重要文稿和日记等东西装进一个手提箱里。他 又把写有许多人名地址的通讯本和一些朋友们的来信聚敛起来， 投进燃烧着的壁炉里。这些仿佛跃动着许多个熟悉面孔的信件，本 来是有着极珍贵的收藏价值的，而现在，他却忍心地看着它们化 做熊熊烈火和一股黑烟，顺着屋顶上的烟囱飞逝于夜空中。接着， 他又把那些随时写在桌角、壁纸上的一些电话号码，统统用蘸水 的湿抹布擦掉，擦抹得一点也不留痕迹。这些常用的电话号码，也 许今后永远用不上了，它们的主人都已经转移走了，四散到了各 个地方。
吃晚饭时，郑振铎这才把实情告诉给妻子高君箴：
“今天下午，'文救'开了个紧急理事会，决定化整为零，转 入地下。雁冰前几天就已经撤退到内地去了，沫若、夏衍他们也 马上要走。这里，只有阿英和我打算留下来，坚持工作。沫若在 会上提议，'文救'今后在上海的工作，就委托给我和阿英两个人 了。”
高君箴也感到了形势的严重，她只默默地听着他说下去。
“我们恐怕要隐姓埋名，在地下活动。而且，局势太混乱，我 恐怕要离开家，到外边避居一阵，家里的生活，恐怕就要困难了。 我们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高君箴默默地点着头，其实，她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了， 她甚至想到了更为可怕的事情。 ■
这天夜里，郑振铎离开了妻子和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手里拎 着个小皮箱，装了那些重要物品和几本要看的书，投奔到一个亲 戚家里。在这段紧急的日子里，他甚至没有回过家。在那里住了 一段时间，风声不那么紧了，他才又回到家里。
他仍在暨南大学教书，他积极支持着暨南大学学生的救亡工 作，学生们办了个《文艺》月刊和《杂文丛刊》，经费拮据，郑振 铎便掏腰包，从薪水中拿岀一些钱来，赞助学生们办刊。
“孤岛”上有个秘密团体，是由文化界、工商界的一些上层爱 国人士秘密组织成立起来的。郑振铎也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这 团体的联络人是胡愈之，参加者还有许广平、王任叔、乔峰、胡 仲持等人。他们常常以星期聚餐会的形式来聚会，开展一些政治、 文化方面的救亡活动。
北平沦陷后来上海的埃德加•斯诺，给这里的英美报刊当记 者。斯诺是郑振铎在燕京大学教书时的老同事，他也常来参加胡 愈之主持的新闻发布会。此时，斯诺去陕北采访后写的《红星照 耀中国》一书刚刚在英国出版，斯诺拿来了一本给大家看。人们 一看，原来是写访问陕北苏区的事。他们在聚餐会上商量，应该 立即请人翻译过来，在中国出版。为了解决印书的经费，郑振铎、 胡愈之、许广平、王任叔、乔峰、胡仲持这些聚餐会的朋友们，便 每人捐出50元钱。书稿很快便译了出来，改书名为《西行漫记》, 由原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一些失业工人排印，临时以“复社"的 名义出版。《西行漫记》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很快便 印刷了四版。
《西行漫记》的顺利出版，给这些文化人引发了一些启示，郑 振铎、许广平等人自然就想到了《鲁迅全集》的出版问题。
本来，《鲁迅全集》的出版，在鲁迅逝世后即被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了，蔡元培、宋庆龄、许广平、郑振铎等人为此做了许多努 力，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要对鲁迅遗著做“审核登记”，给了 许多刁难，而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内迁，出版全集 的事便搁置了下来。为了这件事，许广平简直是忧心如焚，她生 怕鲁迅的手稿和著作版本遭不测而丢失，因而应该尽快想办法出 版。许.广平找郑振铎、胡愈之商量过多少次，最后便决定由这个 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复社”来承担岀版责任。“复社”这个名字有 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有“复兴中华"之意，另一方面又是借明末 文人集团“复社”之名以明志。
郑振铎和许广平、王任叔起草了个编辑岀版计划，便紧锣密 鼓地干了起来。他们收集稿件、审阅稿件、校勘、改错、标点，做 了大量案头工作，又到处找朋友，跑印刷厂，搞发行征订，颇为 忙碌了一阵。几个人终于做岀了奇迹般的成绩。从6月到8月，二 十卷的《鲁迅全集》终于一卷接一卷地面世，很快出齐了。这便 是最早的一部《鲁迅全集》。
《鲁迅全集》能够在这样一个危难的年代出版，除了这几位呕 心沥血者的日夜辛劳，它又凝聚着众多的社会力量，是数不尽志 士仁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从始至终在政治 和经济上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支持这项工作的，还有远在各地 乃至国外的蔡元培、宋庆龄、茅盾、陶行知、沈钧儒、许寿裳、柳 亚子等人。胡愈之便曾专程去香港，请蔡元培为《鲁迅全集》题 字、写序。
郑振铎的名气太大，尽管他化了名，隐蔽地工作着，但敌伪 机关仍是对他十分注意，他成了那些卑鄙的鹰犬们暧巡注视的 对象。
一天，郑振铎到中国书店去，正在那里翻书，一个店伙计悄 悄走近他，轻声说：“先生，来了一个日本人，叫清水。'‘
“清水？"郑振铎知道这个人。清水是刚来上海不久的一个主 管文化工作的日本特务，任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几天之前，清 水曾托人来向郑振铎劝降，说是“日本人很钦佩郑先生，仰仗您 出来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云云，并且拿来了一张数额巨大的 支票。郑振铎当场严词拒绝，把那人给轰走了。看来，这个清水 是不大好对付，如今，他又找上门来了。
郑振铎不动声色地站在那边看书，斜眼看着那个刚进来的清
水。清水身穿中国长衫，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站在书架前，翻阅 着古籍，用流利的中国话同店员们交谈，他说：“鄙人一向很佩服 精通古籍版本之学的郑振铎先生，听说他常到贵店来，鄙人很想 结识郑先生了
店伙计说：“郑先生长久不来了，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清水说：“他就在上海，在上海……”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店伙计说，“反正他好久不来了
清水心不在焉地乱翻了一阵书，似乎毫无所获，自感到没趣, 便走了。
郑振铎由此却提高了警觉性，他赶紧来到他经常去、与他相 熟的那几家旧书店，叮嘱他们：凡日本人和不明身份的人打听他 的下落，要一概说不知道。
一天清晨，郑振铎一家人还没有起身，就听见了一阵急促的 敲门声。高君箴起身去开门，原来是曹俊来了。曹俊是重庆方面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他急切地说：“快，快，有紧急情况，请郑 先生快走，外面有车等着。”
郑振铎匆匆穿起衣服，带了点随用之物，还有几本书，上了 车子。他这才得知：原来曹俊他们半夜里得到情报，“七十六号” 要通过租界工部局引渡一批爱国文化人士，名单中有郑振铎。这 “七十六号"，指的是沪西极司非而路76号，即臭名昭著的汪伪特 务机关“调查统计局”。郑振铎是作为复社的嫌疑分子被列入黑名 单的。郑振铎逃岀后，在外边住了一些日子，等风声过去，才又 回家。
《鲁迅全集》出版后，郑振铎去掉了一块心病，现在，他就以 主要精力去保护和抢救珍籍了。郑振铎是个痴迷的藏书家，也是 有名的版本学家。他看到，上海沦陷后，不少书店关门歇业，古 旧书业一时大为冷落。他常见一些残书堆积在路旁出售，也有人 肩挑着担子，沿街卖书，但很少有人问津。乱世之时，生命尚且 难保，谁还有心事去读书、买书呢！而这个时候，一些书籍就很 容易流失、被损甚至被毁，一些珍贵的图书典籍也便难免会流落 到国外。因而，他要不遗余力地去抢救珍籍，为后人留下这宗宝 贵的遗产。
多年来，郑振铎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尤注意研究和搜求 元明杂剧，他的藏书中此类书籍也极丰富，成为中国私家藏书家 中之一绝。他不放过任何机会任何线索去寻访古剧作品，哪怕有 人只提供了一点点情况，他也要顺藤摸瓜，多方査找。
过去，在翻阅清代常熟藏书家钱遵王的《也是园书目》时，郑 振铎看到那3800余种书中有大量元明杂剧的书目。看了后他心痒 难熬，恨不得立即把那些剧本找来，细细去品味、研究。1929年， 他偶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常熟藏书家丁祖荫的一篇文章，那文 章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书情：丁氏曾看到《古今杂剧》66册，他还 曾借得一阅，其中包括元明杂剧共240种等等。得到了这个信息， 他万分激动，世上真有这么多现成的元明杂剧丰富材料！这可真 是个天大的喜讯。他忙托人去打听端底，并拜托与丁祖荫相识的 友人去向丁氏询问，探询这些书的下落。但丁祖荫说，他已将书 归还给原主常熟旧山楼赵氏了。他又去问赵氏的后人，问常熟当 地熟悉书情的人，皆说不清那些书现藏何处，归谁所有。过了不 久，丁祖荫也去世了，这个线索也便中途被割断了。但郑振铎并 不死心，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每与书家友人谈书事，他总 是要提及此事。他想，这批书如果能够再度出现，收藏也好，重 印也好，都是给祖国的文化遗产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若 任其湮没无闻，或甚而至于被毁被焚，那将是一件无法弥补的重 大损失。
他惦记着，也焦急地等待着。
奇迹终于出现了。那是1938年5月的一个夜晩，郑振铎正在 家中读书，忽然接到了中国书店老板陈乃乾打来的电话。
陈乃乾说：“今天，我听来青阁老板说，苏州某书贾发现了三 十几册元明杂剧……"
“什么，什么，元明杂剧？ ”郑振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对，对"，陈乃乾说，“其中有刻本，有钞本。更为重要的是, 那钞本大多有清常道人——赵琦美的题跋!"
郑振铎的心怦怦地跳着：“难道这是'也是园'的旧藏”？
陈乃乾又大声说：“据说，这是丁家散出的。”
郑振铎兴奋异常。看来这些果然就是《也是园书目》中所列 之书。屈指算来，他渴望看见这些书，已经整整十年了。这么说， 那时托人去问丁祖荫，他所说的'已匆匆归赵'、"云烟一过，今 不知流落何所"等语，全不是真话。其实，就是他家所藏啊！
郑振铎便拜托陈乃乾说：'你一定设法替我买下，万万不能让 别人弄去，更绝不能流出国外。"停了一下，他又说：“恐怕还会 有三十来册出现，注意:一共应该有64册。”
放下电话，郑振铎心潮澎湃，激情难平。他再也看不下书去， 也难以安眠了。“国宝”在此时突然出现，必须要把它们买下，一 不小心，就会流到国外，那便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然而，要 买下，哪有那么多的钱呢！以自己的财力，实在是办不成这件事 的，须要好好想想办法。不过，不管有没有办法，既然国宝已然 岀现，就不能让它失去。
他连夜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正在香港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 同礼（守和），另一封写给在汉口的卢冀野，让他们想想办法。
这一夜，他未曾安然入睡，脑子里想的尽是这些事。第二天， 他便急急来到来青阁古旧书店，找到了老板杨寿祺，杨寿祺证实 了这个消息。郑振铎迫不及待地问：“书在哪儿？”
杨寿祺说：“在书商唐康虞那儿，说是有32册了
“他要多少钱?"
“大概有一千元就可购得气杨寿祺说，“另外还有32册，在 孙伯渊处。那孙伯渊是个古董商人，手比较黑，他开价比较 高……"
“他可能要开价多少？”
"大概总得要一千五至两千吧！”
“好，三千就三千！”郑振铎想到这64册书正是"也是园”所 藏的全部，便一口拍了板。
郑振铎同杨寿祺敲定，明天下午拿一千元来，先把唐康虞那 32册买下，然后再设法去买孙伯渊那另一半。
郑振铎急匆匆离开来青阁，去找朋友们筹款。平日，为了买 书，抢救国宝珍籍，他常常去向朋友们借款，在一些熟朋友处，他 已经借贷不少了。如今，他无处筹措这笔款，只好仍找他们去借。 朋友们感佩他抢救国家文物的爱国行动,还是愉快地解囊相助。于 是，他很快便筹足了一千元，送到来青阁杨寿祺处，说好明日下 午来取书。
回到家中，郑振铎又给袁同礼发了一封快信，询问北平图书 馆是否可以收购这批珍籍。
次日下午，郑振铎拎了一只大提包，兴冲冲来到了来青阁。一 路上，他想像着那即将到手的典籍，仿佛那书中的每个字都像金 子一样地熠熠闪光。昨夜，他又未曾安睡，眼前总是闪动着那些 刻印得十分精美的书影，偶一合眼，那书影又在梦中出现，而现 在，这些书就要到手了。
郑振铎兴冲冲走进了来青阁，迎接他的是神色黯然的杨寿祺。 书在哪儿？怎么案子上没有书的影子？
杨寿祺遗憾又愧疚地说：“唉，去退了一步，唐康虞的那半部 已经以900元的价钱被孙伯渊买去了
像是猛然被一阵冷雨浇头，郑振铎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他的 心猛地收缩。这意外的打击打愫了他的头。
杨寿祺无可奈何地说：“如今书已成全璧，孙伯渊以为奇货可
居，不打算出让了。”说着，他把那一千元钱还给了郑振铎。
郑振铎失望地坐了一阵儿，心又渐渐平静了，他没有绝望。为 了抢救国宝，他还要继续努力、抗争，他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 胜利。书商不就是为了多卖些钱吗？好，你要吧！他请杨寿祺再 去找孙伯渊商量，他说他会想办法去筹款的。
过了几日，杨寿祺打来了电话：“孙伯渊说了，非一万不卖。” 郑振铎恨得牙根疼，这人的手可真黑呀！但他转念一想，这 是海内孤本，是无价的国宝，只要他开了价，就值得为它去奋斗。 他赶紧拍发了两个电报，一个给北图的袁同礼，一个给教育部的 卢冀野。
袁同礼很快便发来了复电：北图无力付此巨款。这个复电使 郑振铎失去了一个渺茫的希望。
接着，卢冀野的复电也到了。
郑振铎是战战兢兢地去看这封电报的，但打开了电报，立时 就高兴了。
卢冀野的电报说：教育部准备购下这批珍籍。接着，教育部 长陈立夫也发来电报，要他再去交涉，书价能否再低一点。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郑振铎立刻找到了孙伯渊。经过了几天 的协商，讨价还价，最后以九千元成交。
郑振铎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终于用公款买下了这批无价的国 宝，使湮没了多年的孤本元明杂剧重见天日，从而丰富了中国戏 剧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内容。这实是一件功不可没的 事。然而，这个以抢救祖国珍贵文化典籍为己任的善良学者却不 知，这件事情的背后，进行的是一场肮脏的金钱交易。而这一切， 一直到他死去，他都被蒙在鼓里。
原来，这孤本元明杂剧果然是“也是园"的藏品，后流归旧 山楼赵氏，而丁祖荫就得之于赵氏的后人，秘藏三十余载，从不 示人，后由于兵祸战乱和社会动荡而散佚。大华书店的唐成虞得到杂剧的后半部，索价200元，被潘博山购得，带到了上海。后 来,集宝斋的古董商孙伯渊和来青阁的杨寿祺又得到该书上半部。 这杨寿祺只装作是一个中间人，潘博山也位居幕后。这项交易，明 里是杨寿祺做撮合人，实际上他本人就是卖主。这样，他们几个 人个便赚得了个大价钱。
郑振铎对孤本元明杂剧做了一番深入研究，写了一篇3万多 字的长文加以介绍，将该书定为《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留居在上海的文化界志士仁人中，鲁迅遗孀许广平过着更加 艰辛的生活。
鲁迅逝世时，儿子海婴只有7岁。鲁迅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留下了丰硕得无法以价来衡量的精神文化遗产，却没有给自己 的家庭留下一点钱财。鲁迅逝世后，许广平过着穷困的日子。鲁 迅在世时，每月寄给在北京的鲁瑞老太太和元配夫人朱安150元, 作为供养她们的日常生活费用。现在，这笔款项就由许广平按月 续寄，从不间断。她不论经济多么拮据，也要想方设法按月将这 笔款寄去。许广平所以留在上海，是为了出版《鲁迅全集》和 《鲁迅三十年集》，保护鲁迅的遗物、墓碑等事，她甘心含辛茹苦，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在许广平、郑振铎等人的努力下，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终 于在1938年岀版了。岀版时的艰辛是很少为外人所知的，然而， 全集出版后，社会上却有一些沸沸扬扬的谣传，说是《鲁迅全 集》的出版，许广平得到了大笔稿费，却置北平家属生活于不顾。 这可真是无耻的造谣，有意的中伤。圈内的人都知道，《鲁迅全 集》是在那样一种东拆西凑的困难情况下得到出版问世的，不但 没有什么稿费，家里倒是因此而更加拮据和艰辛了。这明明是颠 倒黑白的谣言。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许广平摆脱了许多繁重的家务，一 心继承鲁迅的遗志，为新文化和抗日救亡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写了不少回忆鲁迅生平、研究鲁迅著作、阐释鲁迅思想的文章，也 做了许多宣传抗日救亡、号召妇女团结抗战的工作，她还编辑出 版了普及本和精装本的《鲁迅三十年集》。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了美国海军重要基地珍珠 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军开进了上海租界，“孤岛“也 沉没了。
情况万分紧急，许广平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她把小海婴托付 给了友人照顾，如发生不测，免得被敌人斩草除根。她把亲友的 通讯本转移到别人家里，以免被敌人抄走后连累了亲友。
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时，许广平刚刚醒来，就被一阵杂 沓纷乱的响声惊起，她迅速地穿上了衣服。她听得有人从后门进 入厨房，向二楼走来。她急忙把小海婴叫醒，把一瓶治气喘病的 药塞给了躺在床上的孩子，嘱咐他病了不要忘记服药，又叮咛他 赶快离家，到XX那里去，不能再待在家中了。然后，她把被子 一拉，蒙盖在海婴的身上。
穿便衣的敌伪特务们闯进门来，横眉怒目地翻箱倒柜，连书 桌抽屉、衣柜衣橱、边边角角，都不放过。他们把鲁迅从1911年 到1925年的日记、各种图书，还有十多个图章，打成了两大包， 全部抄走。搜査完了二楼，又去搜査三楼。正要打开房门，女工 双喜叉着腰站在门口说：“这是借给了人的。”日本人刚进上海不 久，还没有来得及登记户口，对民情也不熟悉，听说三楼已经有， 别人借住，也就算了。这样，放在三楼上的鲁迅遗物得以保存下 来。
许广平被捕了。她被监禁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 宪兵队根据他们的逻辑推理，以为许广平既是鲁迅夫人，一定会 和许多左翼名人有来往，也必然会熟悉文化界的情况。他们又认 为，女人是脆弱的，可以从她身上打开个缺口，找岀线索，把上 海的左翼文化人一网打尽。敌人对她轮番审问、折磨，追问她所 认识的朋友们的情况以及有关刊物的组织和内容。打、骂、饿饭、 鞭挞乃至通电，种种酷刑都使用过了。软、吓、哄、骗、脱衣污 辱、威胁利诱，种种手段都施展过了，许广平却是守口如瓶，从 未说出任何实情。敌人向她打听郑振铎的情况，她却一问三不知。 敌人从她家中抄出全套《妇女界》杂志，她却矢口否认与这个杂 志的关系，更不说出那杂志的组织情况。
各种手段都使用过了，敌人对许广平也没有了什么新招数。 1942年2月27日，日本宪兵队便把她送到沪西极司非而路76号 ——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务机关“调査统计局气3月1日，才由日 本内山书店保释出狱。她在监狱里度过了暗无天日的76天。
没有一个人因为她的被捕而受到牵连。郑振铎感激地说：“我 的得以安全隐藏着，躲过了这悠长的四年，可以说完全是食她 之赐。'‘
不过，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上海到北平的汇兑便中断 了，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她也就不能再给北平西三条21 号的鲁老太太和朱安夫人汇款了。鲁老太太和朱氏夫人也从此生 计更为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