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且时时在钻防空 洞、躲警报，并为解决糊口之粮而奔波，但那些具有极强敬业精 神的教授们却仍是笃志于学，笔耕不辍，时有传世之作问世。此 中应该提到的，便是史学系教授钱穆（宾四）幽居宜良著述《国 史大纲》之事。
在名家荟萃的西南联大教师中，多是些根柢深厚、学贯中西 的学人，其中也有少数几位是没有学历的自学成才者，但他们都 是博闻强记、学富五车的学术界精英人物，最为有名的便是史学 系教授钱穆，算术系教授华罗庚、中国文学系教授沈从文等人。
钱穆字宾四，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幼家贫，18岁在常州府 中学堂毕业后，就在小学和中学里任教。他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 时，史学家吕思勉为该校地理、历史两课教师，时年25岁。钱穆 在学校里受到吕思勉的影响，爱好经史之学。
从1912年18岁时开始，钱穆先后在三兼小学、鸿模小学、无 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初级小学等校任教，前后达十年之久。 开始，他还常怀投考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之志，以后，随着世事 的变迁，年龄的增长，也就打消了进大学求学之念。这些年中，他 博览群书，特别是读了许多经史之书，打下了做学问的扎实基础。 1918年，他还在任小学教师期间，便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 语文解》，时年23岁。
1922年秋，钱穆受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这是他任中学教 员之始。这里，宿舍幽静，课程也轻，钱穆在教课之余，专心致 志地读书，连那卷帙浩繁的《船山遗书》，他也从头至尾通读了。 一年后，他又去无锡，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国文教员，并随班 兼开“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这期间， 他撰著了《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公孙龙子解》、《惠施公孙 龙》等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7年秋，钱穆32岁，他又去苏州省立中学任教。担任毕业 班的国文课，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苏州中学设在清代的紫阳 书院旧址，学校藏书甚富，校园也极富山林之趣。城中还有许多 旧书肆书摊，他常常去那里购书。过去王国维曾在这里教书、购 书，现在又来了钱穆，人们便把钱穆与王国维相比，认为他们都 是博学多识、孜孜于学的非凡之人。
来到苏州中学的第二个学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方壮猷来苏 州，到苏州中学来访钱穆。
方壮猷见了钱穆说：“我正在编'万有文库'，现在还有两本 书没有约定编纂者，一本是《墨子》，一本是《王守仁》，不知钱 兄肯不肯帮忙”？
钱穆很痛快地答应着：“这我可以去做。"
方壮猷说：“出版在即，钱兄能不能抓紧时间快做？" 钱穆不假思索地说：“我一个星期写完一本书，可以吗？” 方壮猷高兴地说：“那当然好
于是，他们便签了约。
钱穆抓紧时间，日夜用功，赶写这两本书。他按照预定的时 间，完成了这两本书的写作，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万有文 库”中的两本书出版。
在此期间，钱穆完成了他的一部重要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一 书的初稿，但他并不急着拿出去出版，而是慢慢地加工、修订，使
它日臻完善。
有一天，胡适应苏州女师之邀，从上海来到苏州演讲，他在 女师讲完后，第二天又应邀到苏州中学来讲。钱穆未曾与胡适见 过面，便早早来到会场，坐在前排的座位上。
校长汪典存陪着胡适走进会场。看见钱穆坐在那里，便引钱 穆与胡适相见。胡适见了钱穆，很是高兴，忙掏出东吴大学陈天 一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让钱穆看。钱穆见那信中写道：“君来苏州不 可忘两件事，一是应该购长城江渥强叔《伏散堂集》一书，此集 惟苏州有售。第二，不要忘了见一见苏州中学的钱穆。'’
胡适坐下来同钱穆谈着。钱穆在写作《先秦诸子系年》时，听 别人说有两部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但他一直没见过，也 不知道这两部书的书名。现在，大学者胡适就在这里，何不向他 请教一下呢？想到这里，钱穆便向胡适提出了这个问题。胡适却 含笑摇了摇头：“这个，我不知道气 说着，便上台演讲去了。
胡适讲完，汪校长设午宴招待，钱穆也作陪，席间，他们又 谈起了一些学术问题，两人都感到很高兴。
午宴之后，胡适想立即回上海，汪校长说：“何必走得如此匆 忙，再住一天吧”！
胡适说：“来得匆忙，忘了带刮胡刀，今天早晨已感到不方便， 不能再留下了。”
汪典存说：“刮胡刀可购可借，区区小事，何足为困！"
胡适笑笑说：“积习难改。我用惯了那个刮胡刀，非用那个刀 不可。"
汪典存说：“现在距下午火车时刻尚远，那就去游游拙政园 吧！”
汪典存和钱穆陪同胡适，乘车去游了拙政园。他们散坐在园 中的一个石舫上，闲谈了一个小时。临走时，胡适从日记本上撕 下了一张纸，写上了他在上海的住址，递给钱穆说：“你到上海时，到家里去找我，我们好好谈谈。要是写信，也写这个地址。”
过了几日，东吴大学的陈天一陪顾颉刚来看钱穆。顾颉刚家 居苏州，他刚由广州中山大学回来，准备去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 现在回家小住几日，便北上。他素知钱穆其人，但未曾谋面，这 才由陈天一引来见面的。
谈着话，顾颉刚看见了摆在桌上的《先秦诸子系年》的手稿， 随手翻了翻，似是很感兴趣。翻了几页，他问：“我能带回舍下读 读吗？"
钱穆点点头：“那就请顾先生多多指教」'
谈了一阵，告辞时，顾颉刚把《先秦诸子系年》的书稿带走 了。
过了些天，陈天一又来找钱穆说：“颉刚即将离开苏州，我们 去看看他吧！"
钱穆随陈天一来到顾颉刚家中。见了钱穆，顾颉刚便说： “《系年》书稿我只匆匆看了一遍。我觉得，你不宜长在中学里教 国文，应该去大学里教历史。我离开中山大学时，副校长朱家骅 验先，嘱我代为物色新人，现在我想推荐你去中大任教停了一 下，他又说：“我去燕京大学，还当担《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 希望你能为《燕京学报》撰稿。'‘
顾颉刚走后，过了一些日子，钱穆便接到了中山大学的电报， 聘他去任教。钱穆拿了电报去找校长汪典存，汪典存说：“宾四， 你去大学任教，乃是迟早之事。我明年也当离去，你能不能再留 一年，和我同进退？”
钱穆很珍视与汪典存的友情，他便致函辞却了中山大学之聘， 仍安心留在苏州中学。钱穆知道中山大学之事乃是顾颉刚所荐，他 便写信给顾颉刚，说明此事。顾颉刚又写信来向他约稿。于是，钱 穆便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了顾颉刚。
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中所陈述的观点，恰与顾颉 刚的意见相左，但顾颉刚却毫不介意，不但在《燕京学报》上发 表，而且又向学校推荐，聘钱穆到燕京大学来任教。这一年，钱 穆是36岁。从此，钱穆遂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随之声誉鹊起。
1930年的秋天，钱穆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一天，燕大的美国 监督司徒雷登（实为主持校政的校长）在他的住宅宴饮，招饮者 多是燕大新来的教授们。席间，司徒雷登让大家发表到校后的印 象和感想。钱穆便直言不讳地说：
“开始，我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的最中国化者，我便很 是钦慕。现在到燕大来了，才知道那说法不确。一进校门，便看 见了 “M楼S楼”，这是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这应该 改为中国名称才对。"
大家听了钱穆的这番话，都是沉默不语。钱穆的大胆直言，似 乎使他们感到吃惊。然而，司徒雷登却专为这件事召开校务会议， 不久，便把“M楼”改名为“穆楼”，“S楼”改名为“适楼”，“贝 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改为中国名称。
燕园中有个湖，景色极佳，那湖光塔影堪为燕园中之一绝，但 这湖一直没有个名称。教授们竞相题名，但皆觉不妥，便没有被 采用，湖名仍是暂付阙如。钱穆知道了这个情况便说：“不如叫未 名湖。”大家听了，都觉得这名字很好，于是，学校也便定名为 “未名湖” 了。
后来，有人和钱穆开玩笑说：“你的提议，便使你的名字做了 一个楼名（穆楼），并且与瑚适各占一楼（适楼），这是你的荣耀 鹏”！钱穆听了，置之一笑。
钱穆在燕京大学任教一年，到了 1931年夏天，他回苏州家中 度假时，接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他便到北大史学系任教，后来， 清华也来聘兼职。此后，钱穆便一直在北大任教，直到抗战爆发 后来长沙临大和昆明西南联大。
自从在长沙临大钱穆受到陈梦家的怂恿和鼓励，决心撰写一 部《国史大纲》以后，他就日夜思考着这件大事了。但是，正当 他在蒙自要动笔撰写之时,联大文法学院忽然又要迁回昆明了。这 使他大为懊丧。他想，昆明那边交往颇多，怎能有闲暇潜心著述?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想要干的事，他便要一口气干完，他不愿做 那久拖不决的事。他要写《国史大纲》，就要一头扎下去，从头到 尾去完成。而如果迁到昆明，要不受干扰地去写作，那就难了。
他忽然想起了宜良这块山水胜地。如果幽居在宜良，闭门著 述，岂不是好？对，宜良离昆明并不远，如果能够住在宜良，以 半个星期去昆明讲课，另半个星期住在宜良写作，那样就可以了。 两项工作都不误，那可太理想了。他喜欢宜良的山水，那里实在 是一个幽居的佳境，如能在那里著述，得山水之助，那效率会更 高的。可是，住在宜良的什么地方呢！
事有凑巧。一个朋友对钱穆说：“我认识宜良县县长，他有一 所别墅在西郊山中，平日也没有人住，如果能够暂时借住，那就 好了 ：这友人给宜良县长写了信，县长听说是一位大学教授借用， 便满口答应下来，此事也便成功。
离开蒙自时，汤用彤、贺麟等人喜欢蒙自环境清幽，愿意在 这里小住一段，等秋季开学时再去昆明。他们便邀了吴宓、沈有 鼎等四人，连同钱穆共七个人，借居于旧时的法国医院。听人们 说，法国医院有鬼，人们都不敢在这里住，但这七位教授却不在 乎这些，便搬进去住。
不久，又听空军中的人说，不久就会有空袭。法国医院靠近 我空军基地，敌人若来空袭，这里便成了危险地带。人们对这种 说法将信将疑，心中颇有些不安。沈有鼎说：“我会据《易经》占 卜，我来占卜一下，是吉是凶。"
这天夜里，沈有鼎便占卜了一卦，得第92节。他翻开书一看， 竟是“不出门庭凶”五个字，众人看了大惊。大家便商定，每天 早餐后即出门，找一野外林石胜佳处，或坐或卧，各人带着自己 的书去读，并带着面包、火腿、牛肉做午餐，热水瓶中装茶解渴, 下午4时后再回来。
这法国医院很是宽阔，也少有人居住，房屋很多。他们七个 人每人各占了一个房间，三餐时才集合。大家推吴宓为总指挥，因 为他办事很是认真，极负责任。一日三餐前，吴宓便一个房间一 个房间地敲门呼唤，谁也不准迟到，很有点军事化的味道。
每天岀外时，钱穆总携带着几大厚本的通史随笔。他在北大 讲通史谏时，总是在讲课的前一天，将所有的史料抄录下来，并 逐月逐年逐项地加以添写，几年间积累了五六大本。离开北平时， 他把这些稿本藏在衣箱底层夹缝中带出。现在，这便成了他撰写 《国史大纲》时的唯一祖本了。
开学期临近了，人们准备回昆明去，汤用彤和贺麟遂送钱穆 去宜良。
县长的别墅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寺座北朝南，大殿左侧 是寺僧的宿舍，左侧有一门，过了门便是别墅的所在了。那别墅 是一所小楼，小楼上下各三楹，楼前有个小院，院中有一水池，上 有圆拱形的小石桥，四围有杂花矮树。院的左侧有一门，门外是 寺僧的菜园子，有山泉灌溉田禾。楼上有两室，一室中有一木板 长桌，一张床，这便成了钱穆的书斋兼卧室。外室两楹，临南窗 有一小方桌，一把椅子，供他吃饭用。
这一夜，汤用彤、贺麟和钱穆三人同卧在外室的地铺上。汤 用彤说：“这小楼真是僻静，是游人不到之处，明天一早我们俩就 走了，你一个人独居，能耐得住寂寞吗？”
钱穆说：“我正好一心写我的书，寂寞不耐也得耐。我愿在这 里住上一年，把书写成，'
第二天，汤用彤和贺麟便走了，只剩下了钱穆一个人。
寺中的方丈找钱穆来谈伙食的事。他说:“寺中都是菜蔬素食， 恐对先生不宜
钱穆说，'无妨，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只分一份送上楼即可。” 可是，吃了两天，都是粗陋寡淡之食，他实在难以下咽，每 天只觉腹中无食，饿得肚子咕咕叫，钱穆难以忍受，便找方丈去 商量。
方丈说：“寺中的伙食就是这样，先生要想吃好，就得改为荤 食。”
钱穆说：“若在楼上安个小灶，恐怕不太方便吧！”
方丈说：“在寺庙里做荤食也行。"
“那你就给找个女佣，来做饭菜。"
方丈说：“有个张妈就在这里，可叫来看看
“可以。”钱穆应着。
方丈岀去了一刻，便带着张妈来了，看来她就在寺中。钱穆 见这张妈衣履整洁，说话也爽快、有礼，一看便觉可以。向她谈 及伙食的事，她说她善烹饪，一般的荤菜素菜都做得来。
钱穆点点头问：“每月可用多少钱？"
张妈说：“国币6元，合新滇币60元，中晚两餐可供一荤一 素一汤。”
钱穆听了，便觉满意，随即定下。自此，他的伙食便搞得像 模像样，吃得很不错了。后来他才得知，不仅张妈，连那老方丈 也跟着偷吃他的荤菜。不过，既然吃得不错，这些小事他也就不 去追究了。
钱穆在这里住了下来，开始撰写他的《国史大纲》。他的生活 很有规律，每天早餐后走岀寺院，在山间散步，晚餐后也出去散 步，白天就躲在小楼里写《国史大纲》°夜里，他批阅《清史稿》 数卷后，才睡下。星期四上午，应昆明各报馆之约，写星期论文 一篇，轮流分交各报。这一天，他提前吃午饭，饭后步行八里，到 火车站，乘火车去昆明上课，到星期日的早晨再从昆明乘火车返 回宜良。如此日复一日，《国史大纲》的写作进度很快。
每星期四上午赴昆明时，钱穆必先在宜良车站旁的一家小咖 啡店小坐，火车到来时，店主人便拎了钱穆的书包，送他上车。火 车在中午12时便到站，途经数十个山洞，下午5时即到昆明。钱 穆的课排在晚上7时上，因时间仓促，他下了火车，便乘人力车 直奔课堂。半路上买些蛋糕，在人力车上吃下，聊以充饥。课堂 里座无虚席，还有许多校外的旁听生。钱穆从旁门进去，须登上 学生课桌，脚踩着课桌才能走到讲台上去。讲完课，已是夜里9时， 便由学生陪着去市内的中餐馆进餐，待饭毕回宿舍，已是深夜了。
寒假时，汤用彤偕陈寅恪同来宜良，在小楼里住了一夜，在 院中的石桥上临池坐着闲谈。
陈寅恪说：“如此寂静的环境，真是千载难逢，兄在此写作真 是一大佳事。不过，要是我一个人住在这里，非得神经病不可。"
钱穆说：“我即使在里幽居一生，也心甘情愿。”
陈寅恪又说：“兄如此能耐寂寞，真幽人也，
一年后，《国史大纲》写成，先写了一个引论，在报纸上发表， 便引起了一些议论。毛子水要著文批驳，但终未能写。陈寅恪看 了很是赞赏，只嫌书中所引之文，其出处不详。
《国史大纲》写完后，钱穆在1939年暑假带着书稿去香港，交 商务印书馆付印。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一直作为大学教科书流 传于世。此后，钱穆应顾颉刚之约，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比钱穆写《国史大纲》稍晚一些时候，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 也开始撰写他的自传《西潮》一书。所不同者，钱穆是幽居于宜 良的山中佳境，在流连山水的恬适心境中著述此书，而蒋梦麟却 没有钱穆这样的闲适心境和充裕时间，他只是在每日躲避警报时， 趴伏在防空洞中的石桌上，听着外面的爆炸声，用英文快速地写 他的《西潮》。
蒋梦麟算得上是个老北大人，他一生中的许多岁月，是与北 大同忧患、共存亡的。
蒋梦麟字孟邻，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自幼在私塾读书，1900 年考入浙江省高等小学堂。在学校中，他便对中国历史上历代兴 衰的原因有了相当的理解，这便成为他日后从事西洋史与中国史 比较研究的基础。1903年，回绍兴参加郡试，考取了余姚县学附 生（即秀才）ol940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积极为留学美国作准备。 1908年夏，他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未被录取，他便向父亲 要了 5000块钱，准备到加利福尼亚州深造。1908年底，蒋梦麟赴 美留学，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读了半年，又转到社会科学 学院，选教育为主科，又选读上古史、英国史、哲学史、政治学 等课程o 1912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又去纽约，入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 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为《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同 年6月，蒋梦麟离开美国返国。他在美国共住了九年。
回国后，蒋梦麟和几个朋友在上海创办了《新教育》月刊，他 担任主编，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教育思想的论文，很受蔡元培的赏 识。五四运动后，他受蔡元培的委托，来北京代蔡元培主持北大 校政，兼任教授，蒋梦麟从此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 担任蔡元培在北大的主要助手，并在蔡元培离校期间，多次代理 校长之职。1930年12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梦麟为国 立北京大学校长。在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他是以北大校长的身 份任三常委之一的。
蒋梦麟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在美国留学9年，对西 方文化有着深切理解，他兼具中西文化的素养，可谓学贯中西。他 对文化教育方面的不少问题进行过深刻思考，有着许多卓识。如 今，在躲避敌机轰炸之时，他撒开记忆的网，回忆半个世纪来的 世界大势、中国的大事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汇。他以亲历之 事，来写这部《西潮》。因为这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他用不 着去翻阅许多资料，也无需去寻章摘句地引用那些材料。他只是 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当别人在那里谈天、休憩、看书或娱乐之 时，他便奋笔直书。这是随手拈来，来不及细细推敲便写出来的 随意之文。但由于他的学识与阅历十分丰富，他便把《西潮》写 成了一部极有分量、又有学术价值的不朽著作。
那一天，防空警报响起来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从北校门跑 出，跑向丘陵起伏的荒郊野外，分散到各处去躲空袭。蒋梦麟几 乎是最后一个从学校走岀，他手中拎着一个大公文包，若有所思 地走着，似乎并没有听到尖利刺耳的警报声。他好像在思索着什 么，心不在焉地走进了防空洞。刚进洞，就有一阵轰隆隆的爆炸 声响起。他似乎并没有听到这些，只是找到一个僻静之处，搬了 一块石头坐下，离开人群，把硬板板的公文包垫在双膝上，拿出 了.一摞纸，奋笔直书起来，他写出来的是英文：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 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 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
过去几十年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不少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起因。••…•当我暂时忘 掉现实环境而陷入沉思时，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如何导 致另一件事情以及相伴而生的政治、社会变化。昆明是 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瞅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 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我在这边 城是冥想过去的一切，上午所经历的事情就像梦境一样 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S于是我检出纸笔，记下了过去 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 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 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 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爆的野马。
一位英国朋友对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说，我们应该 在战事初起时就好好控制物价。这位教授带点幽默地回 答说：“是呀！等下一次跋争时，我们大概就不会这样笨 了。”这位教授说：“如果他有资本，他或许早已学一位 古希腊哲学家的榜样了。据说那位希腊哲学家预料橄榄 将欠收而囤积了大批橄榄。后来果然橄榄收成不好，这 位哲学家也就发了大财。可惜我们的教授没有资本，他 没有那种未卜先知的本领，而且他的爱国心也不容许他 干损人利己的勾当。
珍珠港事变以后，同盟国家节节失利。香港、马来 联邦和新加坡相继沦落，敌军继续向缅甸推进。中国赶 派军队驰援印缅战区，经激战后撤至缅北的丛林泽地，有 时还不得不靠香蕉树根充饥。尤其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是 从树上落到他们身上的水蛭，这些吸血鬼钻到你的皮下， 不动声色地吸走了你的血液。你如果想用刀把它挖出来， 它就老实不客气连肉带血衔走一口，对付这些吸血鬼最 好的办法是在它们身上擦盐，但是在丛林里却又找不到 盐。在这种环境下，唯一的办法是用手死劲去拍，拍得 它们放口为止。
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緬公路撤退回中国。敌 机沿途麦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3000妇孺老幼就这 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 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 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疏散到邻 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
八万左右农民以及男女老幼脐手脈足建筑成功的滇 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 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 能去印度。25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12个 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 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 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 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 争结束为止。
我们且把近代历史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回顾一下 过去，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
开了头之后，他就一直写下去了，那当然是断断续续地写，而 不是一气呵成的。几年中，他断断续续地写了 18万字。到了 1945 年，二战结束后，才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 很大反响。
《西潮》是作者的自传，也是一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史。他从 清末年的西风东渐，写到二战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化。在《西潮》一 书即将结束时的第三十三章《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本书共三 十四章）中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心 态和文化观念：
有一个夏天的下午，杜威教授、胡适之先生和我三 个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只屎蜿螂正在推着一个小小的泥 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 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泥 团忽然滚回原地，屎蜿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 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但是结果仍旧遭遇同 样的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 败。适之先生和我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 教授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在可怜。 这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同一东西却有不同的两面。 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两位学生却 是道地的东方子弟。西方惋叹屎蜿螂之缺乏智慧，东方 则赞赏它之富于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