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从南京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又开 始撤离，党政机关迁到了四川的山城重庆，重庆遂成为战时的 “陪都气武汉失守后，大批文化人也纷纷逃离，一些到了香港、桂 林，更多的人去了重庆。
一时间，重庆便成了抗战期间文人荟萃之地，左翼的，右翼 的。这一派，那一团体，统统都聚集到这个终年飘着苦雾的西南 山城来了。他们在这里工作、斗争、生息，自然也便产生了各种 矛盾纠葛，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人文画卷。
重庆文人中很值得一提是作家老舍（舒舍予），几年中，他忍 辱负重，支撑着文协的工作，团结了大批政治色彩各异的作家，打 开了一个很好的局面，使大家团结抗日，敌忤同仇，做出了很大 的成绩。
卢沟桥炮声响起，北平沦陷之时，老舍正在山东齐鲁大学教 书。学校刚刚放了暑假，老舍原本打算在假期里带着妻子和三个 小儿女回北平探亲。老舍的母亲已年近八旬，妻子胡繫青的母亲 也是75岁高龄了。然而，开往北平的火车已经不通了，他们心急 如焚，但又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时机。
正在此时，一个使人震惊的噩耗几经辗转传到老舍这里。那 是从北平寄来的一封报丧信，说是胡絮青老母在北平沦陷后，得 了半身不遂，兄嫂请医生诊治，老太太却拒绝服药，将药碗摔在地上，并且绝食，不几天就与世长辞了。老舍怕胡繫青受不住这 个打击，隐瞒了几日，后来才忍痛把信交给胡絮青，胡絮青看了 信，当时就晕倒在床上。
1937年入冬以后，齐鲁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大量南迁，几乎 都快走光了。老舍和胡絮青不甘心做亡国奴，想一起逃往南方，以 笔做刀枪，投入抗日战场。但是，看看膝下这三个小儿女，他们 又躇踌了，带着这三个皆不满四五岁的幼儿，怎样长途跋涉呢！
战火已经烧到了济南，老舍几次拎起了手提箱，想独身南下, 但看了看眼前的景况，又犹豫了。最后，胡絮青默然不语地把箱 子递到老舍手上，催他赶快上路。老舍一狠心，便拎了手提箱夺 门而出。
胡絮青带着三个小儿女，困居在齐鲁大学的半幢小楼里，过 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直到泳口黄河铁桥修复后，她的大嫂才来到 济南，把胡紫青、三个孩子和本地一个帮她带孩子的孤苦姑娘一 起接回北平。胡紫青设法在一所中学找到了工作，教国文课，她 辛劳地扶养孩子，侍奉着八旬的婆母。为了隐瞒与老舍的夫妻关 系，她们住在娘家，孩子们也都改姓胡。
老舍经武汉来到重庆，主持着“抗敌文协”的工作。他得知 胡絮青已返回北平，便托一位潜入敌占区的友人给她捎去了一封 署名“胡春”的信。信中说：“你能在故乡为我侍奉八旬老母，我 心稍安；中国人教国文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好在有个栖身之处；盼 望找机会出来为是。'‘
这“文协"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在 武汉时就成立了，后来又迁到重庆。大家所以选中老舍作为“文 协”主持工作的人，一是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老舍是个没有 明显政治色彩的人，这样就善于团结各种政治倾向的作家。另外， 他是一个极随和、极合群又非常喜欢交友的人，同谁都能相处得 好，而且，他又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文人，因而由他来扛文协的大 旗最为合适。
就连胡风这样性格孤傲、个性极强、极易惹人不快的人，也 是最为佩服老舍的。胡风就曾经这样评价老舍：
“舍予是非常喜欢交友、最能合群的人，但同时也是富于艺术 气质、能够孤独的人。他能够和朋友们一道纵情欢乐，他也能够 自己一个人关在小房子里面，工作疲乏了的时候就不声不响地摸 牙牌数，借此休息一下神经。对于作家朋友们，无论是谁，只要 不是气质恶劣的人，他总能够随喜地谈笑，随喜地游戏，但他却 保待着一定的限度。无论是谁，只要是稍有成绩，没有堕入魔道， 他总能够适当地表示尊重，但却隐隐地在他底方寸里面保持着自 己的权衡。不管他底权衡在客观上是怎样的性质，这种态度在现 在的情况下面是非常可贵。就对于我个人说吧，友谊不能说不厚， 但由于在对文艺的见解上还留着参差之处，从来没有向我敷衍地 表示过意见，这态度常常引起我底感激的心情。"
胡风对老舍的这个评价很能代表文艺界同人们对老舍的看 法。胡风还记得在武汉筹建“文协"时的情况。那时，他与老舍 刚刚相识。筹备会成立那天，到了不少人，闹烘烘的。老舍占据 着一张小圆桌，被几个人围着，用右手指打着拍子，沉醉地唱着 他刚写成的《忠烈图》。念完了一段还自赞自叹一句“多悲"！这 情景给胡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老舍很真，真情总在流露，这 样的人是可交的。
“文协”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3月27 日成立于汉口，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上签名 的发起人有97个，包括了各种政治态度的人，这是“五四”以来 最为广阔的文艺工作者的统一战线组织。会议选出45名理事，15 名常务理事。《新华日报》为它的成立发表了社论。接着，武汉失 守，文协决定迁到重庆，7月30日，主持日常工作的老舍携带印 鉴人川。
文协下设几个部，老舍为总务部主任，王平陵为组织部主任, 姚蓬子为岀版部主任，胡风为研究部主任。老舍这个总务部主任 便是驻会主持日常工作的人。他住在青年会，文协在临江门找到 几间房子，把牌子挂了出来。亏得老舍早来了几日，如果来得晚, 这几间房也难得找到了。老舍天天来文协上班。文协有几间屋子 可以住人，文艺界人士到重庆，一时找不到房子，也便暂住在这 里。宋之的夫妇、魏猛克等人都在这里住过。
老舍这位文协总务部主任，管的事可够杂的。与作家艺术家 们联络，接待来来往往的作家，给新来的作家找工作、找房子，参 加各种学术的、业务的、生活的会议，一些新精神的上传下达，各 种与文艺有关的和无关的事务，他都要去管，而且认真地去管去 做。而他，作为一个作家，自己还要写作。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 大后方独居着，过着清贫又十分充实的生活。直到他的老母去世， 安葬以后，到了 1943年，胡絮青才带着三个幼小孩子和那个孤苦 的山东姑娘，潜出北平，长途跋涉来到重庆与他团聚，他才又尝 到了天伦之乐。此时，他已经与家人阔别六年之久了。
胡繫青在路上走了五十多天才到达重庆，她向来看望她的朋 友们叙说着北平沦陷后老百姓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日寇的种种暴 行。她讲这些事时，老舍总是默不作声地在一旁听着。后来，他 就根据这些情况，联想起他十分熟悉的老北京人民的生活，以沦 陷区的北平人民痛苦生活为素材，写出了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四 世同堂》。
老舍的心胸是开阔的，他同什么人似乎都能够谈得拢，不管 政见与文艺思想多么不同，他也能以诚相待，因而别人也便愿意 与之相交。
就拿梁实秋来说吧，他此时也住在重庆，他同老舍的关系就 相处得很好。
梁实秋是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的。鲁 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这样的“走狗”，“遇 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气“即使无人豢养, 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 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这“罪名”实在不轻。因而在一般人眼里, 梁实秋仿佛真是个走狗式的人物。可老舍对梁实秋还是以诚相待, 视为朋友的。
老舍和梁实秋都住在北砖，住处距离不远，他们便时常过从。 那时，老舍夫人还没有来，他的生活很是清苦，又黑又瘦，甚是 憔悴。走路时，佝偻着腰，迈着四方步，说话声音低沉，徐缓，但 说出话来很有风趣。
老舍住在归林语堂所有的一幢小洋房的楼上，在靠近楼梯的 一间小屋里。林语堂已经移居美国，这幢小楼就留给别人住了。老 舍住的这一间，房间很小，只能放下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身 体不好，患胃下垂病，因而走路总是佝偻着腰，面容也显得苍老。 他写小说，每天只写700字，不多写。但他写作的态度十分严肃， 这一天700字并不是随随便便写出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 推敲后才下笔的。
后来，老舍又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这地方离梁 实秋的“雅舍”很近，因而他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
一次，老舍得了急性盲肠炎。当时，得盲肠炎的人很多，这 当然同吃那搀着沙子、黑米的“八宝饭”有直接关系。盲肠炎虽 算不得大病，但得了这种病很是麻烦，因为在后方，消炎药剂奇 缺，只得开刀剖腹，割除盲肠。梁实秋曾得过盲肠炎，开了两次 刀，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老舍住院开刀也不顺利，医生打开 腹腔，遍寻盲肠而不得，医生们大感困惑。他们足足花费了个把 钟头，才在腹腔左边找到。一般人的盲肠都在右边，老舍由于久 患胃下垂，盲肠则换了位置。由于延搁的时间长，老舍受到伤痛 的折磨也就更为厉害。做了手术之后，他的身体也更为衰弱了。
贫病和思念家人，并没有影响老舍的工作，他毎日还是那样 乐乐呵呵，做起事来兴致勃勃。与别人交谈，又总是谈笑风生，幽 默风趣，一点也看不出他生活得不如意和心中的隐忧。
一次，驻北暗的各机关团体以国立编译馆为首，发起了募捐 劳军晚会。一连两个晚上联合演岀，热闹红火，盛况空前。晚会 是在北暗儿童福利实验区的大礼堂举行的，参加晚会的人挤得水 泄不通。梁实秋邀请了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会同国立编译 馆的姜作栋合演一出《剌虎》。在这出戏之前，需要垫演一段相声。 老舍自告奋勇要演这段相声，并选中了梁实秋做他的搭档，合作 演岀。演的是传统相声段子《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
第一个晚上是老舍逗眼，梁实秋捧眼；第二晚是梁实秋逗眼， 老舍捧眼。老舍在北京长大，熟习北京的各种传统艺术形式，对 相声尤有研究，他能把一些传统相声段子全本大套地背诵下来。老 舍嘱咐梁实秋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付冷面孔， 永远不能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说 到紧要处，使出全副力气，斩钉截铁地迸出一句俏皮话，全场必 定爆出一片喝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 薄'，说的是一戳即破梁实秋说：“我办不了，我的皮儿不薄， 老舍说：“不要紧，练熟了就好了。”
老舍把这两个传统段子写了下来。他们排练了好多次，练得 滚瓜烂熟。上演的那一天，人们听说是两位名作家说相声，来看 的人很多很多。多半是怀着好奇心来的。
轮到他们上场了。刚一报幕，全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众 目睽睽，等着他们上场。
老舍和梁实秋从后台走出，走到舞台的前边。两个人并肩站 在那里，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肃立了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仰。以 后，场上笑声不断，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 用折扇敲头的时候，（旧时说相声时，逗眼的人常常用折扇打捧卩艮人的头。他们原定在用折扇敲头时，只要略为比划而无需真打）， 不知是老舍一时激动遗忘了，还是有意违反诺言，他忽然抡起大 折扇狠狠地向梁实秋的头部打来。
梁实秋一看来者不善，心里紧张，急忙向后一闪，那折扇正 好打落了他的眼镜。说时迟，那是快，梁实秋手掌向上，两手平 伸，正好托住了那被打落的眼镜。他保持了那个姿势不动，顺势 来了个静止的动作。于是，场上立时爆发出一阵喝彩声和掌声。大 概人们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这一次的相声演出获得了成功，晚会之后，不断有人来邀请 他们，但他们却没有再去演出，只是约定，等到抗战胜利再度劳 军时再演。
在重庆，老舍和胡风时常有些交往o 1941年春节来临时，胡 风渡江去找老舍，邀老舍到他家里来住两日。胡风对老舍说：“你 去吧，我们那儿有许多老朋友等着你呢！"老舍很高兴地答应了。
到了农历正月初二日，胡风亲自过江去接老舍。晚上，胡风 陪着老舍到隔壁大院中去打麻将。那几天里，胡风陪了老舍去看 望几个住在附近的朋友，他们到马宗融、伍蠡甫、梁宗岱等几个 人的家中去拜访，也时常请了老朋友们到他家里来吃饭。大家过 得都很愉快，真有点过年的味儿。只是老舍时常思念远在北平的 一家老小，不免时有孤独惆怅之感。
正月初五那天，胡风搭木船送老舍回重庆。胡风忽发诗兴，坐 在船中，步老舍《北磅辞岁》原韵,•写诗三首。
（一）
碧云天外有烽烟，劫里山河又一年。
莫向棘源村外立，长空无极夜无边。
（二）
几声爆竹一炉烟，无米村翁也过年。
念念有词三叩首，只缘有子戌疆边。
（三）
错将残雪当祥烟，蜀岭偏安到四年。
剩有头颅夸大好，灾黎遍地恨无边。
皖南事变后，一些文化人为了表示向国民党抗议，离开重庆, 去桂林、香港等地坚持抗日文化工作。胡风也决定离开重庆，临 走之前，他去看望老舍。那天晚上，胡风与老舍同住一室，打地 铺睡了一夜。
胡风悄悄对老舍说：“我就要离开重庆了，等到达目的地，我 会写信通知你。在我走之前，请不要告诉任何人”。老舍严肃地点 点头，没有说什么。胡风相信老舍不会出卖朋友，他才把实情告 诉老舍。胡风到了香港，便写了信来，后来，香港沦陷，一时听 不到胡风的消息，老舍很是焦虑，他在同朋友谈及胡风时，还掉 了眼泪呢。
到重庆来的文化人，没带家小的，多是住在张家花园65号的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里偏僻幽静，背后是嘉陵江。这座 危楼，是战时的文艺堡垒，是名副其实的作家之家，没有一点机 关的味道。1942年秋天，臧克家、姚雪垠等也住进来，他们在一 间小屋里连床而眠。叶以群住在楼下，史东山、宋之的、郑君里 住在二楼，三楼住着葛一虹、章泯、郁文哉等人。另外一间客房， 艾青、王亚平住着。
遇到有事开会的时候，这里便热闹了起来。老舍从北暗风风 火火赶了来；茅盾从乡下赶了来，他的腋下夹着个小包包，拿了一把小小的黑色遮阳伞；戈宝权从化龙桥的新华日报社赶来，他 常是夹着个漂亮的五彩小绸子包袱，一见熟人就高兴地打开绸子 包，夸耀着他新买到的外文书。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周而复、胡 绳、戈茅等人也一起赶来开会。
文协的总管是老舍，郭沫若、茅盾、张道藩等人都是常委，阵 线分明，但也时常坐在一起商量工作。文协的经费需要有人接济， 这些事就靠着老舍东奔西走，多方应付。文友们都说，老舍是 “外圆内方”。外不“圆，经济、人事方面的事便都玩不转；内不 “方，便会失却革命立场。老舍按党的方针办事，在周恩来的直 接领导下工作，有事便和郭沫若、茅盾去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 然后才行事。
周恩来有时也到文协来，同大家谈谈，他很是平易近人，又 同许多人相熟，与不少人有着很深的友谊。阳翰笙、夏衍、冯乃 超，还有从延安来的何其芳、刘白羽，也常到文协来。
有时，散了会，或是遇到佳节，几十个人便在一起“咂酒” （一个人一支细而长的小吸管，一齐向一个大酒缸里去吸酒）、划 拳，欢笑声、争吵声不断，气氛和谐而热烈。老舍三杯酒下肚，满 脸飞红，吼声如雷，妙语连篇，引得大家笑得前合后仰。
文协的牌子很亮，名声很响，其实，它的机构却极小。扛大 旗的老舍不住在文协，他要写小说，还要跑经费，八方联络，不 是每天都到文协来。常住在文协机关的是叶以群，还有一个青年 秘书梅林。梅林是具体管理“家务”的人，类似一个大家庭中的 “管家文协的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杂务，包括照顾临时住在 这里的人们起伙做饭的零碎事，都是梅林一人操办。
叶以群住在客房隔壁的一间小屋里，他是个大忙人。文协的 会刊《抗战文艺》，主编是老舍，但那只是挂个名,实际是由叶以 群主编。还有茅盾挂名主编的《文哨》文艺月刊，实际上也是叶 以群'在搞。此外，他还编了一套文艺丛书，他的政治活动和人事交往也极多，每天来找他的人不少，他都要热情接待。他就是这 样踏踏实实、不声不响地把各项工作摆布得井井有条，各项事情 都办得妥贴、周到，让别人感到满意。
臧克家和姚雪垠同住一室，姚雪垠埋头写他的长篇小说《春 暖花开的时候》，臧克家写长诗《古树的花朵》。两个人都很穷，没 有个稳定的职业，只靠着笔耕糊口。到门口一家小饭馆吃上一碗 “担担面”，就算是“打牙祭” 了。吸纸烟，也是一根一根地买，买 那些极便宜的，吸到嘴里，满口的辣味，只是过一下烟瘾而己。不 过，这间斗室里常常有客人来造访。在中央大学教书的历史学家 白寿彝，画家曹辛之，赈灾委员会的余心清，都是这里的常客。余 心清见臧克家生活困苦，便把臧克家介绍到他们机关去，挂了个 “专员”的名义，在难童教养院辅导队编个小刊物《难童教养》。
冯玉祥也住在重庆，他热情地扶助文艺事业。他也喜诗画，老 舍、田仲济、吴组绑、田涛等都做过他的国文教师，为他伴读过， 画家赵望云是他的座上客。冯玉祥也常约文艺家们去吃饭，有时 是在市内的办公处，有时到“歇台子”他的家中。每次宴集，他 都邀集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洪深、夏衍、曹禺、臧克家 等人。
关于文协的情况，老舍曾写了一篇《八方风雨》的文章，其 中第六节是《组织文协》叙述甚详：
“文人们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汉。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 一向住在北方，又不爱到上海去，所以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并 不很多，戏剧界的名家，我简直一个也不熟识。现在，我有机会 和他们见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艾芜、鲁彦、郁达夫，诸位 先生，都遇到了。此外，还遇到戏剧界的阳翰笙、宋之的诸位先 生和好多位名导演名艺员。
“朋友们见面，不约而同的都想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 便团结到一处，共同努力于抗战的文艺。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 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便辞谢。于是，我就参加了筹备工作。
“筹备得相当的快。到转过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会便开成 了。文人，在平时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 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 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 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
“这是一点也不夸大，历史上少见的一件事。谁曾见过几百位 写家坐在一处，没有一点成见与隔膜，而都想携起手来，立定了 脚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亲热的，一心一意的成为笔的铁军 呢？
“大会是在商会里开的，连写家带来宾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 劭力子先生。这位老先生是文协首次大会的主席，也是后来历届 年会的主席。上午在商会开会，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饭后即在普 海春继续开会，讨论会章并选举理事。真热闹，也真热烈。有的 人登在凳子上宣传大会的宣言，有的人朗诵致外国作家的英文与 法文信。可是警报器响了，空袭！谁也没有动，还照旧的开会。普 海春不在租界，我们不管一个炸弹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国作家， 我们不管。
“紧急警报！我们还是不动。高射炮响了。听到了敌机的声音。 我们还继续开会。投弹了。二十七架敌机，炸汉阳。
“解除警报，我们正在选举。五点多钟散会，可是被选为检票 一一我也是一个一一及监票的，还须继续工作。我们一直干到深 夜。选举的结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党派，不管对文艺 的主张如何，而只管团结与抗战。就我所记得的，劭力子、郭沫 若、茅盾、胡风、冯乃超、郁达夫、姚蓬子、楼适夷、王平陵、陈 西淺、张恨水，诸位先生都当选。只就这几位说，就可以看出他 们代表的方面有多么广，而绝对没有一点谁要包办与把持的痕迹。
“第一次理事会是在冯先生那里开的。会是没有钱，无法预备 茶饭，所以大家硬派冯先生请客。冯先生非常的高兴，给大家预 备了顶丰富、顶实惠的饮食。理事都到会，没有请假的。开会的 时候，张善子画师'闻风而至'，愿作会员。大家告诉他：'这是 文艺界协会，不是美术协会'。可是，他却另有个解释：'文艺就 是文学与艺术'。虽然这是个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绝他，他 就作了文协的会员。
“后来善子先生给我画了一张顶精致的扇画——秋山上立着 一只工笔的黑虎。为这个扇面，我特意过江到荣宝斋，花了五元 钱，配了一副扇骨。荣宝斋的人们也承认那是杰作。那一面，我 求丰子恺给写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车上，使 我心中难过了好几天。
“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须担任总务组组长.我愿作常务理 事，而力辞总务组组长。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 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 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 长，事实上，就是对外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我不愿负起这个 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准我推辞，甚至有人声明，假若我辞 总务，他们也就不干了。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点了头。”
这篇文章真实地反映了 “文协”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