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被汪伪国民政府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 育总署督办之后，这个一向被人们尊称为知堂老人、苦雨翁的纯 文人，就俨然成了 “督办大人” 了。
为此，日本兴亚院文化局局长松井大佐发表谈话说：“此次以 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 觉得非常荣幸。”周作人自己呢，也就慢慢地由不习惯当官到习惯 当官，整日忙于开会、会客、应酬和下指令等等那一套官场事务 了。他终于慢慢自我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换过 程。
在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期间，周作人情愿和不情愿地执行着日 伪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实施奴化教育；改组原来的高等学校，建 立日伪所需的各类专门学校；调整删改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 材
一向以狷介清高著称于世的周作人，现在染上了一些官场的 坏习气，也学会了阿谀奉承、吹吹拍拍那种卑劣手法。汪精卫被 刺遇险之后，周作人曾写了《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一文， 吹捧这个大汉奸头子是“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 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 止无不可也”。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 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4月5日的《庸报》报道说：“4月14日， 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 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岀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 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 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 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4月16日，周作人又与钱稻孙 一同前往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 员，并捐献500元。第二天，又赴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 伤病员，又捐赠500元。
1944年的5月初，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建立十周年，周作 人作为汪精卫的高级随员，赴“满洲国”访问。他们进宫去“谒 见”伪满洲帝国的傀儡皇帝康德（爱新觉罗•溥仪）。周作人在自 己的日记中记载这件事颇详：
5月8日，上午9时50分随主席进宫谒见，10时10 分退出。10时45分来营访，10分钟后退去。11时50分 又进宫，在嘉乐殿筵宴，一时半回公馆。
细心的人们都记得，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岀清宫时，周作人 曾写了一篇《致溥仪君书》，祝贺这个清朝末代皇帝终于成了普通 的“人”，并希望他“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大学毕业后再往 外国留学”。他曾坚决反对溥仪重新称帝，为了这件事，他还和胡 适发生过一场公开争论。而如今，溥仪又做了儿皇帝（伪满执 政），他却忘却了前言而来“谒见” 了。
从伪满洲国回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为汪精卫祝寿，汪 精卫特设家宴，予以招待。10月间，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 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去飞机场迎接，又前往中南 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
官僚化了的周作人，在物质生活上也比从前阔绰了许多。他 大兴土木，改建住宅，又买来门前的公地和左邻右舍的一些宅地, 来扩充自己的住宅。他平日的衣食住行，都已豪华得今非昔比了。
他的日记中不断记载着这样的内容：
1941年1月16日日记：“鑫昌祥来量衣，拟以赵君让与之狐 裘改作外套，又为吉明、吉春（周作人之孙）制外套各一件”。
1941年1月24日日记：“上午送外衣来，吉明、吉春各一件, 共315元，外加狐皮百元也：
1941年12月24日日记：“和森介绍兴成估衣庄来，留狐皮衣 裘二领，共千五百元气
1941年5月10日日记：“买高岛屋客室用桌椅全份12件， 2100 元”。
1941年2月16日日记：“午在同和居宴客，丰一为主，为小 儿弥月也，共有八席”。
1942年1月12日日记：“和子一周生日，在家宴会，又以二 席犒使用人，丰一夫妇同小儿在同和居设三席待客”。
1942年6月13 0 H记：“静子女美知弥月,在同和居设三席， 家中一席"。
随着生活的豪华，周作人家中使用的奴仆也越来越多，1941 年，全家奴仆共有13人，到了 1942年，就增至23人了。周作人 常是很豪爽地给佣人们赏钱，这在日记中也有记载。
1941年1月12日日记：“晚，家中用人贺（孙女和子出生）喜， 各给5元，共65元也”。
1942年9月18日日记：“下午付工资及节钱，又给买13号屋 喜钱，共200元，统计约出800元也二
在周作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期间，他也确实做了一些被人们 称作“功绩”的事。一是使一些高等学校得以恢复运转，并争取 到了一些教育经费，增添了部分仪器设备、图书和校舍。他还以 ・552・
北京大学校舍不敷应用为由，从日本军部手中，将北大文学院旧 址要回来，归还了北大。二是那几年中他与革命人士有些交往，为 他们做了一些事。他多次照顾了李大钊烈士的长女李星华，帮助 她和她的弟弟李光华投奔延安，还掩护过在冀东大暴动失利后避 居北平的李大钊次女李炎华和她的丈夫侯辅庭。
周作人能够做出这些事，主要是因为他与李大钊的友谊“感 念存殁，终日不渝气此外，他还同在《庸报》当记者的中共地下 党员高炎相友善，高炎于1942年6月被捕后，周作人曾设法帮助 他在1945年春出狱。同时，他也营救过多名在文教界有一定影响 的国民党地下抗战人员。这些事，多是受人之托，或是情面难却， 并非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当然，这也是他脚踩两只船，为 自己留下一条后路的一种举动。
正在周作人很有兴头地坐着督办大人交椅之时，他做梦也没 有想到，1943年的2月，在日本军方的导演下，一幕政治丑剧出 场了。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忽然来了个全班人与共 署辞职呈书，周作人这个教育总署督办虽然不明就里，而且没有 任何思想准备，但也不能不违心地列名其中。经过了一番紧张的 幕后活动，又组成了新的政务委员会。但事情似乎很具有戏剧性， 这新成立的政务委员会中，只有朱深代替王揖唐任委员长，苏体 仁替换周作人任教育督办，其他所有的人依旧是原职未动，而王 揖唐卸任后，又被选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实际上，真正下台的只 有周作人一人。这局面当然使周作人大为尴尬，也十分恼怒，这 才意识到自己是被排挤出来的。
戏剧性地下台，这使周作人感到愤怒、委屈、怨恨、失意。他 的头上已经没有了乌纱帽，只好又躲在苦雨斋里，以翻书自遣。他 还赋诗以自嘲。他就在这种心情下，写了两首诗：
其一
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故人知。
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
其二•
十年戒酒还成病，斜靠蒲团自著棋。
待与秋风拼一酔，思量黄叶打头时。
正在周作人六神无主、心情悒郁之时，他的学生沈启无和知 友江绍原便出来积极活动，四出奔走。他们找了陈公博，又由陈 公博去找汪精卫说情，才又给了周作人一个伪国府委员的名份。
周作人在日伪高层统治者中的失宠，自有其深层原因。
日本侵略者是把“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 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列为对华政策“纲要要点”的首位的， 他们期待着周作人能够成为华北沦陷区乃至中国沦陷区的文学旗 手。周作人附逆之后，确实也是拨冗写作，除了处理公务，他的 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读书写作上面。从1940年到1945年，他出 版的单行本著作有8部。然而，虽是这样，他却不但没有成为沦 陷区文坛的主帅，反而在日伪统治下的文学圈子内招致了广泛的 不满和非议。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官员，到华北的新进作家群，一 致对他或口诛笔伐，或冷言相讥，把他搞得很是狼狈。
周作人只是闭门读书写作，他对北京文坛的状况是很冷漠的。 北平沦陷后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华北文艺协会”在1941年1月成 立时，周作人未去出席，只派了代表去朗读他的“祝词及训词”。 1942年9月13日华北作家协会成立时，他也只是派了个私人代 表去赴会宣读致词。他被华北文艺协会聘为顾问，被华北作家协 会聘为评议员会会长，但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因而在1944年华北作家协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他的评议员会会长又被取 消了。
周作人的消极态度，很是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不满，他们便 要想法来整治他一番了。
1943年1月，日本文学报国会小说部参事林房雄，作为文化 使节来到中国沦陷区，考察文学活动达八个月之久。在沈启无发 起的文艺茶座上，林房雄在讲话时对“中国老作家”颇有些微词。 他在考察报告《新中国的文学运动》中写道：“胡适作美国大使， 郭沫若当宣传部长，周作人作教育督办，像这种先例，在中国方 面以唐宋以来的传统，也许是当然的事，然而由我们日本文学者 来看，一生在野而保守了民族的纯粹精神的鲁迅的态度，才是真 正的文学者的态度"。林房雄的这些话，成了攻击周作人的前奏曲， 两个月以后，便发生了 “扫荡反动老作家”的事件，这就把对周 作人的攻击推向了高峰。
1943年8月27日，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最后一天， 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第二分科讨论会上突然作了《中国文学之确 定》的发言，不指名地向“反动老作家”发难。他说：
余之议题虽为《中国丈学之确立》，其实问题尚更狭 隘，仅以中国和平地区内，基于滄方政权分裂下的中国 特殊情形，而有一特殊之文学敌人存在，不得不有对之 展开斗争之提议。吾人若不先行注意中国之特殊情形，即 难透视中国之动态，吾人对中国代表诸君协力大东亚战 争之热情与阐发大东亚建设理想之努力，自不胜敬仰。但 余想像，中国诸君或者以为自己目前地位，因中国特殊 情况之故，尚不得不姑息种种残余敌人之存在。现在余 在此指出之敌人，正是诸君所认为残余敌人之一。即目 前正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思想的热情的文学活动 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关于 此人的姓名，余尚不愿明言，总之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 动思想表示敌对。诸君及吾人建设大东亚之理想，系一 种崭新之思想，亦即青年之思想，欲将东亚古老之传统 以新面貌出现于今日历史之中，确乎只有精神肉体两俱 沉浸于今日历史中之青年创造意志，方能完成其困难工 作。坦直言之，余年已50,然而历史巨浪之大东亚战争， 与夫大东亚建设之思想，已使余返老还童矣。况诸君较 余年轻，故余确信以诸君之愤怒，必将向彼嘲弄青年思 想之老成精神予以轰炸，进击。
这个片冈铁兵原是日本的左翼作家，后来与林房雄一起“转 向” 了。 -
片冈铁兵的演说，先是在日文杂志《文学报国》和《大陆新 报》上发表，很快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周作人似乎并未在意, 直到第二年的3月看到了发言原文时，才吃了一惊，汗毛也有点 直竖起来。他这才考虑着如何对待了。他搜索枯肠地去进行反驳,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关于老作家》、《破门声明》、 《一封信》、《文坛之分化》、《一封信的后文》等一系列文章。
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周作人似乎很冷酷、很果断，这大概是 这个生性平和又狷介的书生性格的另一面。首先，他对自己的论 敌加以全面的了解，认识了他们的真面目之后，他才出手。他知 道，片冈铁兵不懂汉语，对于北京文坛的了解主要是靠了林房雄 的介绍。而林房雄原本是个左翼转向了的文人，人们对他一直是 持冷漠和渺视的态度，大概只有一个沈启无同他打得火热。沈启 无是周作人的所谓“四大弟子”之一，（另三位是俞平伯、江绍原、 废名）本来，周作人对沈启无多有提携，沈启无也在鞍前马后替 周作人效力。他想凭借周作人的势力实现自己的一些私欲，甚至 异想天开地想当北大文学院长和教育总署秘书长，但一直未能如 愿，因而对周作人很不满意，甚至怀恨在心。周作人已经看出，片 冈的演说就是为沈启无之流打气助威的。后来，《文笔》周刊又发 表了署名童陀的《杂志新编》一文，对周作人进行冷嘲热讽。周 作人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地位，考虑到对 手是日本文坛中无足轻重的左翼作家转向者等等有利条件，便决 定先从剪除内奸入手，加以反击。
3月15日，周作人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个《破门声明》:
沈扬即沈启无系本人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 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 有必要再行发表
随后，他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对沈启无极尽轻蔑之能事。他 说沈启无是“一直没有出于我的圈子之外”的“小徒"，“只继承 了我的贫弱的文学意见之一部分以及若干讲义，一直没有什么改 变。是“吃师父”的徒弟，“二次三番的劳动外国人演说攻击，末 了自己出手打恩师气 这与“日本学界的惯例不符”等等。
华北作家协会的一些人在《中国文学》上发表了支持沈启无 的文章，沈启无也写了《你也需要安静》一诗作为反驳。但沈启 无人微言轻，终究不是周作人的对手，很快便败下阵来，最后不 得不离开北平，流落到武汉沦陷区。就连与沈启无关系密切的一 些人，也难以在北大国文系存身了。
收拾完了走狗，周作人就转身过来，集中精力对付主人了。他 开始了对片冈铁兵的岀击。周作人的这一切行动，当然都是自我 保护的手段，当他刺伤了对手，使对手们无力再来进攻之时，他 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鸣金收兵了。他当然不敢向触动日伪政权 的深度迈进一步。
在北平沦陷区，还有一些未能南下而滞留下来的文人，他们 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但多是闭门隐居，少说话，少作 文。他们是比较超脱的一批文化人。
俞平伯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他之所以没有同别人 一起南下，是因为他要侍奉双亲。清华、北大南迁时，他留了下 来，但他却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去昆明西南联大上学，而他的好友 朱自清就成了她们的监护人。
俞平伯虽然没有随着学校南迁，但清华在后方仍在较长的时 间里保留着他的应聘资格。1938年暑假后，清华照例给他发来了 聘书，俞平伯意欲南迁，但又始终谨守着“父母在不远游”的古 训，蛰居在北平朝阳门老君堂胡同的宅院里，侍奉着年老的父母。 为此，他给梅贻琦校长写了一封信。
月涵校长先生左右：别来经岁，辰维教泽遐宣，兴 居多福，为颂。弟休假期满，远承复致聘函，曷胜纫感。 惟弟上有老亲，年逾七十，故军兵后未随校栖，乃滞迹 京生，勉图菽水。若只身作万里之游，恐违京在不远游 之戒，况弟体弱，近复多病，虽情切南归，而身犹北客， 用芳讯之远颁，辄回皇而无措，复念枝中曩有请假之例， 不识可援用否？若予假一年，俾得从容料理，他日重得 哈依，则为幸多矣。渎语之赐裁夺示知，无任主臣。匆 上，敬颂台安。 弟俞平伯顿首（1938年）九月十日
那几年中，俞平伯拒绝了伪北大校长钱稻孙之聘，但他出任 了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论语》、《清真词》等课程。中 国大学是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继续在北平开学的，作为造就沦陷 区青年遣送去内地的枢纽，并为掩护地下工作者之机关。因而俞 平伯拒伪北大之聘而应聘中国大学。1944年，他又但任了中国大 学的国文系主任。这期间，俞平伯深居简出，闭门读书，除了外 出讲课，几乎是足不出户。过去，他同周作人来往频繁，关系密 切，三天两日去苦雨斋作客，与周作人谈诗论文，而现在，他却 很少去那里了。一些留在北平的老朋友，他也不大交往了。不过, 他倒是经常与在大后方的友人们通信，特别是与西南联大的朱自 清等人联系得更为密切。
到了 1941年以后，俞平伯才开始写点文章，有选择地在《万 人文库》、《文学集刊》、《艺文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是学 术性很强的考据文字，与现实生活距离很远，比如，《与友人论宫 调书》、《纪楼真传奇叙》、《谈西厢记哭宴》、《音乐悦乐同音说》 之类。
俞平伯也曾被推举为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但他却从来没有 介入他们的文学活动。他是属于沦陷区那些“沉默”的老作家之 列，有人写文章评论说：“所谓老作家之沉默，在我们看来也不失 为一种态度，只要是这种沉默是彻底的话。比如俞平伯先生，为 人与作品都是我们所景仰的。这种沉默，无妨于作家自己的为人， 也不致有碍于文坛的进步"。
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郭绍虞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 者，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名健将，是文学研究会的12名发起 人之一，他一直活跃在文坛和学术战线上。太平洋战争爆发、燕 京大学被日军查封后，他不愿入日伪当局接管的北京大学文学院， 便到了私立中国大学去任名誉教授，直到1943年才离开北平，去 上海的开明书店任职。
沦陷期间，郭绍虞很少写文章发表，虽然登门扣求者大有人 在，他却一概拒绝，他坚持不与日伪当局的出版机构有牵连，他 写的一些学术论文，都发表在教会学校的校园刊物上。他的那篇 《论宋以前诗话效遗山体得绝句20首》，就是发表在北京汇文中学
创办的小型综合性文艺月刊《覆甑》上的。《覆甑》虽是一个以中 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小刊物，却吸引了不少名人为她写稿，周 作人、毕树棠、郭绍虞、杨丙辰、俞平伯、顾随、吴兴华、林栖、 秦佩布等人都给她写过稿子。
冰心、李霁野、凌叔华等人，在北平沦陷后曾滞留在北平一 段时间，他们也都保持着沉默。冰心在1938年就离开北平到昆明 去了，这期间，她只为林志浩的小说集写过一篇序。李霁野在1938 年从天津来到北平辅仁大学任教，他的一些译文就发表在《構仁 文苑》上，不久，他就去了四川。凌叔华曾一度来北平，住在燕 京大学，燕大被封后，她就离开了。他们在这里都是闭门噤声，保 持了自己的名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