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集市贸易

        丰南县解放前的集市贸易有集市、铁器会、庙会和年集等几种形式。

        集市 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布局，以乡、镇治所为集市所在地，并按农历每逢5天轮流举行一次“集中贸易”，俗称“赶集”。县内传统集市计有，稻地（逢三、八）、宣庄（逢二、七）、胥各庄（逢一、六）、钱营（逢四、九）、爽坨（逢二、七）、大新庄（逢四、九），小集（逢一、六）、王兰庄（逢四、九）等8处。以稻地集市最早，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而且规模也最大，每逢集日所设摊点不下千余处，赶集者多达2万余人，成交额约合白银1.5万两，成为雄据一方的地区性物资集散中心。

铁器会 系于春初和秋末两季，在一些主要集市的固定集期，外埠和本地厂商届期云集，销售各种金属制品。县内铁器会传统地点和日期为：宣庄在三月初七．稻地三月初八，小集三月初六和十月十六，钱营三月初四和十月十四日。

        庙会 民国时期县内保留的庙会有：宣庄四月十八的真武庙会；东黄各庄五月初五日的雾抬寺庙会；宋家营五月初五日的望海寺庙会；小集四月十八日的宁国寺庙会；南阳庄四月十八日的娘娘庙会等几处。庙会活动俗称“逛庙”，市场商品出售以迷信品、夏日节令商品、儿童玩具以及各种节令小食品为主。

年集 系一年一度所设的集日，县内只有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东尖坨村年集和大年三十（小建为二十九日）董各庄年集。以出售迷信品和年货为主。

上述各种集市贸易在1937年“七一七”事变以前，基本保持历史上的盛况。1938年华北沦陷之后，在日伪统治下，由于各集镇武装据点林立，盘查往来行人，加之物资逐年缺乏，集市贸易日益萧条；日军投降后，集市贸易复苏，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因受通货膨胀的影响，集市贸易一直未能兴盛。1947年秋，国民党浭阳县政府曾发起在河头镇增设四、九集日。当地工商界虽几经努力，仍未成功。而在解放区，为了粉碎日伪和国民党统治的封锁，在人民政权领导下，先后在老王庄、辉坨、八户、郭家岭坨、大齐各庄和岭上等村增设集市6个，通过解放区内部互通有无，由敌占区多渠道购运各种工业品，对调剂解放区人民生活需求和解决部队、人民政府机关的供给等，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解放后的发展变化解放初期，集市贸易开始活跃，但是庙会和年集不久即行停止。1954年实行粮食、油料和棉花统购统销以来，在集市贸易中停止了上述商品的成交。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与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集市贸易逐步形成农民同国家、合作商业之间交易为主的局面。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由于取消了农民自留地，个体商贩和小型合作商业被纳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系统，农村集市贸易被迫关闭。1961年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和下放公社核算单位与恢复社员自留地，重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虽然物资不够丰富，但对调剂社员生活与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64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个体商贩又受到限制，使集市贸易再次冷落下来。“文革”期间，视农民赶集为“弃农经商”、“不务正业”。为限制“赶圈集”，1967年，取消了各集市的传统集期，改为全县统一实行“一、六”集期。以后压缩为初一、十五的“半月集”。并明令规定：农民出售产品必须出示“自产证”，否则按“投机倒把”处以罚款，甚至予以没收。1975年5月，又一度推广所谓“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由公社规定日期，由各大队组织社员在集市上向国家、合作商业按牌价交售派购的农副产品，使集市贸易名存实亡。

        1979年以后，随着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市贸易有了新的转机，在原有传统集市的基础上，一些乡、镇所在地和边远村又建立了一些新的集市，1982年全县即达到14处，1985 年又增至22处，使布局更加合理，大大方便了产品的流通。各乡（镇）集市逐步形成了联系城乡的纽带和地区性物资集散中心。

集市分布与集期情况表   

        在全县的农贸集市中，较大的有钱营、胥各庄、大新庄3处，年成交额分别为810万元、490万元和398万元；人流量均在5万人以上。其它各处农贸集市年成交额均在20万元左右，人流量均为l～2万人。

        此外，星期日是黑沿子、尖坨子村东风桥的集日。渔汛期，黑沿子乡所在地成为购销水产品的专业市场。随着国营、集体、个体多体制经济参与集市贸易，交易额逐年增长。1985年全县成交额达3255.2万元，为1979年的11.7倍。

 

丰南县几个年份集市贸易状况表

年度	上市商品总值(元)	成交商品金额(元)	备考
1979		2787890
1980		10175473
1981		12498386
1982	28340467	15782383
1983	39575913	21790090
1984	42982642	25329932
1985	60143918	3255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