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顺现年已83岁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离休后，安度晚年，他 的人生之旅虽然没有惊涛骇浪和生离死别，而他为革命事业的步履却是矫 健的、坚实的，这位不平凡的丰南人所走过的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时代 的一面镜子,也是一部耐读的书。
刘中环：看过《天南地北丰南人》对您的简介，我非常想了解一下您过 去的风雨人生和不平凡的战斗历程，先请介绍一下您参加革命前的情况？
全顺：我原名梁振德,1923年9月生于钱营镇罗各庄村一个贫农家庭, 由于家庭贫困，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没有上学读书,在八岁时,家里想让我将 来有所岀息，就勒紧腰带,把我送到村办一所学校去读书。学校总是随着农 事季节安排开学或是放假的，因而学习的时间相对较少，所以学习了七年的 时间，也只有当时小学的文化程度。
1939年1月，我十七岁时，因家里无力再支持我继续上学，就跟随村上 的几个亲戚去一个日本人开办的花石矿做工。在日本人和汉奸眼里,我们只 是“臭苦力”，根本不拿我们当人看Q我被分到一个修桥的工地，干的活都是 和泥灰、勾墙缝和搬砖、搬石头，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工地，天黑了才收工。不 仅活儿脏又累，且工钱非常低,仅够维持简单的生活，从来就没有什么剩余。 即使如此,为了有口饭吃，也还是不得不干。一天，我在勾桥头墙的墙缝时, 从老远来了一个伪矿警，到我身边时什么都没有说，就拿选矿用的锤柄狠狠 地打。然后说他老远就看见我在那坐着没干活，真是荒唐，勾墙缝就是坐着 慢慢的勾吗？本来就对鬼子、汉奸欺压老百姓十分痛恨，通过这件事，我对洋 奴、狗腿子就更加鄙视、憎恨了。
1942年1月，我在一个亲戚开的诊所（同时经销药品）帮着照料门店， 这样他的诊所就有两人了。日本鬼子为了对付我八路军的活动，在各交通要 道修建炮楼，挖交通沟。规定商家凡两人以上的铺子都要抽人去出勤，当时 一方面感到两个人抽去一个实际上还是一个人，另一方面也不愿给鬼子修 炮楼，在此情况下,1943年1月我干脆回家了。
刘中环：四十年代，丰南第八区是国民党和日本军占领区，所处的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环境,你是怎样参加革命斗争的？
全顺:随着日本鬼子的强征掠夺,在我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的抗日活 动也就更加高涨。1942年初,村里建立了民兵组织，我不但参加了民兵组织， 还担任民兵指导员的职务。
1944年初，我的一个堂弟梁育德因在民兵活动中同民兵大队长发生了 争执，大队长辱骂了他,堂弟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可以等八路军来了去反 映,并帮他写了材料，没过几天,村里来了两个八路军o事后得知，一个是陈 金华,一个是区委组织委员王文有，堂弟就把材料送给了他们，他们看后表 示要找大队长谈一谈，同时问梁育德那份材料是谁写的？ .知道是我写的后， 叫梁育德把我叫到他住户那里，两人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了解我的家庭情 况、个人经历及对一些事情的见解等。入党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把我作为党 的培养对象了，因为他们看了我写的材料，认为我对共产党、八路军有比较 好的认识，对抗日有积极的态度。在组织的培养帮助下，使自己思想有了更 大的进步,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年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我同 一时期入党的还有梁德生、梁育德。因我出身是贫农，入党后就是正式党 员，没有候补期，三个人建立一个党车部，我任支部书记。
我入党后，更加积极的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和主张。一次,我的一个亲戚 到他的外祖父家中来（与我同住一个院子），在交谈中，我向他进行了一些 抗日的宣传，听了我的谈话后，他说，我是参加了组织的人。因为当时党是不 允许发生横向关系的，所以我予以否认。但估计他也是共产党员，所以听了 我的宣传，认定我是参加了党组织的。这次谈话约是在1944年9月前后。是 年冬，他被驻殷各庄炮楼的鬼子围剿他们村子时给抓去了，关押在炮楼里。 1945年春，他曾两次带领鬼子到我们村去抓我,而我都是在敌人到来之前就 跑掉了。显然，他已经叛变了。结果是，日本鬼子在投降前几天，仍然把他还 有和他同时被捕的另外三个人都给杀害了。由此可见，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是 多残忍，而叛徒的下场是多么可恨、可怜、可悲。
1945年7月，区委组织了一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员有:董各庄村支 书贾玉恒、林子里村支书焦曾和我共三人。主持学习的是陈金华和区委组织 委员王文有，学习材料为党员课本。学习期间，除了学习材料,还进行讲座。 在学习班里,我学习、发言都很积极。学习结束后,王文有同志同我谈话，说 区里缺一名宣传干部，问我愿不愿意脱产到区里工作,如愿意就先到冀东区 党委学校去学习，学一个月后回区里工作,我表示愿意脱产工作，区里就开 了个介绍信，要经县委再转区党委。在我跟随交通员辗转于区县之际，日本 就投降了，我也没有再到区党委去学习，直接到了区里工作，职务是区委宣 传委员。
刘中环:八年抗日跋争胜利后，是如何在丰南这块根据地同国民党军和 地主武装还乡团开展斗争的？
全顺：日本投降后，正当中国经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破坏，百废 待兴,广大人民渴望休养生息之际，国民党于1946年6月开始先后在全国 大举进攻解放区。沿京山一线的大、中城市，均为国民党占领。丰南县第八区 西面的唐山、开平，北面的古冶、林西都被国民党军占领。八区就成了游击 区，经常遭受国民党军,尤其是地主武装还乡团（伙会）的侵扰,工作环境非 常艰苦，只能在距敌据点远的村庄工作，夜晚深入据点附近的村子活动。跑 来跑去的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同时，为了不被敌人围村时抓 住，一年四季都是在野外宿营，当时通俗的说法是，“吃得多跑得快”的就是 好干部。
1946年11月，国民党的两个团在地主武装还乡团的配合下，对丰南县 进行拉网式的扫荡。与此同时，在铁路以南的昌黎、乐亭、滦县地区,也都有 国民党军扫荡。在那次扫荡中，我们丰南八区的大部分干部和区小队、民兵 等，在得知敌人将要实行拉网式的扫荡的情况后，就紧急转移到铁路以北解 放区。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那一夜，整个行程是120里,且正是在冰天雪地之 时，那种艰辛、疲惫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在我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后， 我们又回到区里开展工作。
刘中环：1947年12月的丰南土地工作会议后，是你政治生活涯中的一 次转机,您是怎样踏上南下的路的？
全顺：1947年12月，丰南县委召开了土地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 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同时提出了 “搬掉大石头，整顿新队伍”，在此思 想指导下，调整县、区领导班子。当时除调部分同志去十二地委（铁路北）搞 土改复査,对地主、富农以及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都送地委干校 去参加学习劳动。八区区委书记王文有同志抽去铁路北搞土改复查，由我接 任八区区委书记。
1948年1月调县委任宣传干事后，仍是在八区配合工作,其间曾带过一 个县委工作队（十六人）。1948年8月间,随着全国形势的转变，驻唐山一带 的敌人撤走,丰南全境解放，我又参加八区新解放的几个村子的土地改革， 负责一个片的工作。
1949年春,长江以北已全部解放，正准备进军江南。为支援新解放区的 地方工作,开始组建支援新区的南下工作队。丰南县从县到区都要求配备两 套班子，一套在县、区坚持工作,一套随军南下。当时县委秘书刘棣同志被抽 到南下县委的班子里，组织部长杨焕庭找我谈话,告诉我,县委决定由我任 县委秘书,接替刘的工作。我还没有到县委会那边去工作，杨就又找我谈话, 叫我不用到县委那边去了，要我准备南下。因为原来留下的李武洲同志又被 安排在丰南县委南下班子里任组织部长，他点名要我当组织干事同他一道 南下，并说县委同意李的意见。就这样，我被抽到了南下的队伍。当时，丰南 已经解放了，县委秘书也是一个重要岗位，无论从哪方面说留下来都比南下 好得多。即使如此,我还是按工作的需要，无条件的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1949年3月，南下工作队就集中进行学习了，我并没有编在大队机关, 而是编到班里去任班长（正、副班长就是区委书记、区长）。工作队当时并没 有去什么地方的准确地点，开始是说要去武汉,继而说要到湖南，后又说是 去两广，最后定下来的地点是广西。工作队在出发地集中学习后，又辗转到 山东济南，河南开封、新乡，湖北武汉,湖南湘潭各地，直到11月才到广西。
1949年12月，第四野战军解放了全广西，南下干部队伍也随军到达广 西，到广西后卫生工作队撤销，我仍回到丰南县的班子。人员分配是:所有丰 南南下人员均到邕宁县，邕宁县由县到区的两级班子,除为数不多的地下党 的人员，都是由丰南县来的人员配置的，我被分配在县委组织部任干事。
1950年初，就在我解放军把国民党军击溃后，流窜在广西各地的部分国 民党零散部队，与恶霸地主组织的反动武装相勾结，举行了遍及广西各地的 暴动。攻击我没有驻军所在地的各级新组建的政府机关，杀害我们的地方干部和为我们工作的基本群众，提出了杀一个土共（指本地人）奖光洋（银 元）20块,杀一个共产党奖光洋60块，有的土匪挖人的心、肝，抽人的脚筋 晒千了拿来吃，可见当时的环境是多么的残酷。丰南南下干部孟繁新同志就 是遭土匪的黑枪打死的。针对当时的形势，广西开展了对土匪的清剿工作， 地方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清匪反霸”。因邕宁县的群众都讲一种平话 （类似广东的白话），偏僻农村有的讲壮话,我们下乡时都要带既懂普通话 又懂平话的干部做翻译，感到比起和群众直接对话来说非常不方便。尽管环 境艰险,工作困难重重，我们上依靠组织,下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开展工作， 完成了任务。
不到一年的时间，广西境内的土匪基本被肃清。清除匪患的干扰后，在 清匪反霸以及随后的减租减息的活动中，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 提高，对党的政策更加相信和拥护了。在清匪反霸中，我始终在邕宁县苏坪 区配合工作,并担任县法院在苏埒、吴坪、那陈三个区的巡回庭的庭长。
1951年7月，我到邕宁县那陈区任区委书记,1952年初到邕宁五合参 加土改试点工作，试点工作没结束,我就因得黑热病住医院了。此病如不及 时治疗，则会因肝脾大危及生命。经三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后，我回单位休养。 休养期间，区委书记由陆宗绪同志代理。
刘中环：南下的征途并不是一帆风顺，走过了艰苦的岁月，人生路上总 难免坎坷,您是怎样对待的？
1952年7月，地委召开了有地、县、区三级干部5000人参加的三 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工作会议。我因为是在休养，没有去参加 会议。但在大会一开始就传来地委宣布给予我处分的消息。据传，地委副书 记、专员在大会宣布，撤销我的区委书记职务,开除党籍（后经证实情况属 实）。与此同时，地委通知我去参加会议。我到地委后,等了两天没人找我谈 话,第三天，我就去找地委组织部长，问他是不是地委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如 果是,处分/的根据是什么？他说我有好几条错误，其中任何一条都够开除我 的党籍。我问他要是一条都没有呢？他说，你现在的态度仍然不老实，地委是 根据县委的材料决定的,你找邕宁县委吧，我讲,你们地委官僚主义。谈话没 有结果，把我推给了县委。待到会议要结束时，邕宁县委找我去解决我的问 题。县委参加的只有新任县委书记张守瑞同志和组织部长李武洲同志。张以 关爱的态度对我说:全顺同志,你是老同志了，不该犯这些错误。我问他我有
——203 哪些错误？他讲，就拿这次会议来说，这么重要的会你不来参加，是非常错误 的。我告诉他,我是经县委正式批准疗养的，区委书记已由陆宗绪同志代理 几个月了,我并没有主持区里的工作。同时,我也感到会议的重要，曾打电话 问过组织部的梁家礼同志（组织部的干事）我去不去参加会议？他答复我是 不用去参加会议了,这一问题张找梁核实后就澄清了。接着谈第二个问题, 是说我拒不参加县委召开的会议,说是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时,我就说我 是区长，而区委召开区长会议时，我又说我是书记。对此，我要张问组织部长 李武洲同志，我是否兼任过区长，李证实我从未兼过区长后，张再没谈其他 问题，只是向我检讨说,是我这个书记官僚主义,对这些问题都不了解,并征 询我对县委的意见。因张是新任书记,我也就没再讲什么了，问题到此结束。 当时邕宁县的县、区班长已调整结束,陆宗绪被任为那陈区委书记,我也不 便回那陈了。最后是调我到邕宁专区人民医院任政治协理员，我在1952年8 月到任，一面休养一面工作,因为医院的环境条件均较好，我身体恢复得较快，坚持正常工作已没问 题了，于1953年4月就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局，开始在宣教科任副科 长,两个月后又到办公室任副主任（副县级）o在卫生局工作期间,与之联系 的大多数为有卫生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而我文化水平又不高，总感到不够 方便。在我的要求下，1954年3月分配我到上林县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7 月提拔为部长、县委常委。8月，地委提名上林县委农村部部长范树杰同志到 省委党校文化班去学习,县委开会时范表示不想去,我就提代他去的要求， 县委同意后我就到学校文化班去学文化了。从1954年8月到1955年9月， 在省委学校学习文化一年。接着从1955年9月到1956年2月又学了半年 理论。理论学习快结束时,学校曾征询我的意见,想留我在党校做党史教员， 如我同意，就送我到中央党校先学习两年。我考虑到自身的条件，没敢接受 留校的任务。1956年2月分配到省委审干办公室，任审查组长。1957年6 月，全省审干工作基本结束，办公室撤销,把我分配到全州县,任县委书记处 书记（实际是副书记）ol958年2月，又调我到桂林地委审干办公室任主任, I960年9月审干室撤销，我到地直机关党委任书记,11月调地委组织部任 秘书、干部科科长。
1964年5月被任命为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地委组织部工作的一段时 间里（I960年11月至1966年7月），大多是抽去搞其他的中心工作，经常是在下面转,很少回机关。这期间，1965年初,我在桂林地区“四清”工作总 团任政治部副主任。
刘中环：事非明辨，坚持党性，坚持原则，是您大半生一贯的作风，您是 如何面对政治风波和待人处事的？
全顺：1968年3月，桂林地区革委会正式成立，我是革委会的常委，并任 政工组织小组长。1969年8月，革委成立斗批改大队,任务是负责集中审査 有各种历史问题的干部。领导小组组长由支左干部挂名担任，我任副组长， 主持日常工作。1969年年底，我被抽去修铁路去了（由湖北枝地到广西柳州 的一条路，称“枝柳铁路”），我在指挥部政治部任副主任。
1972年3月，我调到广西大学任政工组组长。
1973年11月，区直机关班子调整时，调我到区冶金局（厅）任政治处主 任,为党组成员。于1978年6月提为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从我到冶金局时 起，局长王培祥同志对我的使用是大胆放手的,常派我到下面去处理一些问 题。1981年班子调整时，我调到区交通局（厅）任副局长、党组成员，直至离 休。
我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政策，待人处事。
以上就是我历史的简要过程。
这里着重说一下,在我南下时的丰南第八区这块热土，是我永生不会也 不应忘怀的，因为它不仅是生我、养我及其后来步入社会的课堂,尤其是由 于它在四五十年代所处的特殊的地位、特殊的环境（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它 处于被敌人的据点包围之中；国民党占领时期,它处在敌人据点控制范围之 内），是它培养了我不畏艰难困苦，敢于斗争的坚强性格。至今，我仍把在那 种环境里生活、工作视为一种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