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志书的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而政治质量又是第一位的，这是 志书的灵魂所在。所谓政治质量，它的标准主要看两条：一要看 用什么指导思想、立场、观点、方法作为贯穿这部志书的红线； 二是要看它的内容是否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否符合党的各项 方针政策。

        从目前已出版的志书看多数是好的，与历代志书相比，无疑 是远远超过了古人，特别是纠正了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现象，这 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政治质量上有的还存在着不少值得研究和商 榷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经济部类比重过大，政治部类比重过 小，成了经济的“巨人”，政治的“侏儒”。笔者曾翻阅了 36部 志书，经济部类超过三分之一的31部。其中有3部超过全书内 容的40%;政治部类占10%左右的27部，其中有两部志书，一 部政治部类占全书内容的6%, 一部仅占4%。虽然不能单凭字 数的多少评价志书政治质量的高低，但一定的数量也反映一定的 质量。经济部类的膨胀，必然要削弱或挤占政治部类应有的地 位，这是就比重而言。再从所记述的内容看，也有一个表面性和 片面性的毛病。所记多限于一些常见的表象的东西，如写中国共 产党多是写组织机构、代表大会、领导人更迭等等。在非政治部 类的专志中，又多是依年记事、罗列工作过程。不是以事物、事 业兴衰起伏的政治背景为主线记述转折和演变的主要条件、原因 和结果，而是孤立地记述一些单纯业务和冀疏的冋I很歩与 政治联系，因而缺乏思想深度和科学性。

        出现这些政治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鄭点神一、:鉴于 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问题，本届修志伊始就提出手要扭转这种 局面，必须突出经济。编纂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力量，从篇目设 计到资料安排，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第二，由于林彪、江青反 革命集团曾利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统帅一切”的口 号大搞篡党夺权整人的罪恶阴谋，使有的同志至今未消除对政治 一词的逆反心理。第三，片面地理解胡乔木同志在全国第一次地 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的要力求使地方志“避免一种所谓’政治 化'的倾向”，有意无意地给忽略政治部类的记述找到了借口。 第四，从客观情况讲与国内外的“大气候”不无关系。由于前几 年中央某些主要领导人提出要“淡化政治”，对方志界也不能说 没有影响。有的同志以“秉笔直书”为由，强调修志要采取纯客 观的记叙方法，有什么写什么，甚至提出大胆暴露，结果乱了政 治部类谋篇布局的“阵脚”。第五，政治部类写起来确实有难度， 顾虑涉及到某些当权的领导人，怕磕磕碰碰，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

        这说明有的同志，还没有把加强志书的政治性放在应有高 度，还不十分了解志书的功能和修志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服务 的。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很明 确地揭示出这一点，可见历代统治者对此是绝不含糊的。而我们 修志者自己则往往因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不够而处于“不识庐山真 面目”的迷惘之中，淡化了为政治服务的自觉性。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地方志是一种 精神生产，而精神生产的性质是由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反过来说，方志必须为相应的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服务。因此，无 论是旧方志还是新方志，无不有其鲜明的政治观点。几千年来的 封建社会里，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志书，虽然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 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但也不容否认，没有一部不是体现封建统 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为什么历朝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那么重视修 志？为什么旧志书中记了那么多的名宦、乡贤、节妇、烈女、忠 义、孝悌？就是为了宣传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为维护其封 建统治服务。笔者对光绪十七年版的《丰润县志》作过统计，全 书四卷，其中将近两卷都是写的这方面的内容。清代方志学家章 学诚尽管是一位治学态度严谨的学者，但他的理论和实践，也毫 无例外地表现出浓厚的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政治意图。他在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公然表明：“史志之书，有稗风教。 原因传达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天地间大节大 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他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封建 社会修志的目的。

        地方志不是个人著述，历来就是“政书”、“官书”，有很强 的政治性，有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社会主义一代新志是在 党委领导下，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志书要求我们必须记述 好政治性内容，不把政治变革等方面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写 出来何以资治？不把革命先辈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记 录下来，又怎能教育今人和后人？

        至于说胡乔木同志讲的地方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 种所谓'政治化'倾向”，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我们修志工作 者必须遵循的。但这绝不是要求我们的志书不要有政治倾向，削 弱志书的政治性。“政治化”倾向与政治倾向是两个不同性质的 概念。志书的政治倾向，指的是政治观点在志书内容和编纂手段 上所体现的一种方向。“政治化”倾向的基本特征是用贴标签的 方式、喊口号的方法、结论性的语言，图解党的方针政策，烘托 政治气氛，增加渲染色彩。而正确的政治观点，则是靠对资料的 充分占有，正确认识，科学分析，客观记述来体现。因此提高志 书的政治质量，加强志书的政治性，决不会出现志书“政治化” 倾向。

        志书的政治部类不好写这也是客观事实，但为此对政治部类 采取敷衍应付、绕道走的态度也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对党、对人 民、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只要我们站在党和人民的立 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 地记述，是不难做到提高全志书的政治质量的。

二

        如何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量？首先必须加强政治部类的记述。 政治部类一般包括政党、政权、政协、政法、军事、群团及劳 动、人事、民政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共产党志是政治部类的主 体，所以，新志书必须着力写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全国 人民一致承认的事实，在志书的篇目设计上必须给共产党以突出 的位置。有的已出版的志书将中国共产党降为节的位置，和群众 团体下的中苏友好协会、商业联合会在同一档次上，这实在说不 过去。在经济部类中，为突出某一行业，名特产品都可以“升 格”处理，对于决定中国人民命运前途的执政党排那么低的位置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的志书竟将国民党排在了共产党的前 边，其理由是先有国民党，后有共产党。也有人认为，档次高 低，顺序前后是个形式问题，写好内容就行，其实这种观点也是 站不住脚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一部中国革 命史，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求解放的斗争史，这是 我们志书的主要内容，难道不应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一笔吗？在 篇目安排中不给以突出位置，怎么能体现出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 呢？

        对志书中如何突出中国共产党，广大修志同行作了很多有益 的探索：有的主张在志书中加“政治斗争纪略”，有的在志书中 设了 “党的中心工作”、“建国后的主要政治运动”等等。“政治 斗争”这一词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建党到现在只选几件或几 十件事，很难概括代表政治斗争的全部内容，名实不符。“党的 中心工作”也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有部志稿写了这几件中心工 作：一、武装摧毁日伪和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人民政权；二、变 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三、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 高人民生活；四、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整顿党的作风；五、开展 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奋斗。显然，记述的这几项中心工 作不能概括建党以来各个时期的工作。党的中心工作，从大方面 讲，不同时期党有不同的中心工作；从小的方面讲，不同年份不 同季节又有不同的中心工作。若从大的方面写容易写得很概括、 空洞、形成千人一面；从小的方面写又难以写得全面、清楚，难 免挂一漏万。

        至于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如何记述，这是目前修志者最感棘手 的问题。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成功之作。基本上 仍徘徊在集中写还是分散写的无休止地争论中。殊不知，这都不. 是根本问题。根据《丰南县志》的编纂经验，笔者认为，无论集 中写还是分散写，既要写清历史脉络，又要考虑社会效果，才是 比较正确的方法。有人对写政治运动要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提 出了异议，认为一粗就看不到运动的脉络和原委了。其实，这是 一种误解，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实质是怎样有利于安定团结，怎样 有利于往前看、而不是要抹杀历史和粉饰太平。当然，也不能否 认，其中确有一个掌握分寸的问题，切忌以感情代替政策而愤笔 妄书。

        究竟应如何记述中国共产党？笔者体会，在记述党组织系 统、办事机构、党员状况的同时，还应设专节记述党的成长过 程，以说明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的开篇杠鼎之 笔。

《丰南县志》初稿曾设过“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一节，当时 受志体所囿，考虑有违“横排竖写”和“事以类从”的编写原则 而被取消，使很多生动的资料弃置不用。现在反思，过份地强调 “横排竖写”也是形而上学的，它会破坏事物的整体性。

        其次是写好党务活动、党的组织党员发展、党代会、党的建 设、党的领导、纪律检查、统一战线等内容。党的建设，主要包 括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党的领导具体到一个县来说，主要记 述好县委决策、领导体制、领导结构、领导原则等等。还要写好 领导形式，如：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本地情况，组织实施：召开 会议、发文件、贯彻落实；领导蹲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指 导全盘、带动一般，利用各部门各级党组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等。

        在政治部类中，政权志也是难写的篇章之一。不少志书浓墨 重彩地写政府机构的设置与沿革，罗列官员的履历表，而对政 绩，则讳莫如深。新方志应反映人民政府如何实施县委决策，发 展经济、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活动，以体现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只写机构设置和人事更迭，显得机械呆板，可读性 也差，不能很好地体现人民政府的性质、职能。我们在编写《丰 南县志》时，也感觉到不写政绩是个缺陷，但又担心写了会造成 同其它各章的重复。还认为政府的政绩都在其所属的农、工、商 等各部门体现，以此代替了政府的政绩。致使政府只剩了机关名 称和领导人更迭的统计表。近来，看到了有些志稿设了 “综合政 务”篇，这无疑是对加强政务活动内容记述的探索。遗憾的是, 许多同志错误地理解了 “政务”的含义，将那些不好归类的诸如 信访、档案、地名管理、侨务等统统归入了此篇。“政务”成了 “大杂燈”，成了 “不管部”。

        写政务要有具体的材料，诸如县长办公会议制度，领导干部 任期目标责任制，行政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制等等。

        所谓政绩，是指历届政府突出的政绩。这要侧重于从全局 上、从宏观上、从科学决策上来考虑。如对某一方面工作的重大 开拓，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成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措施等。但必须注意处理好与有关章节的交叉重复问题。要 记述高层次的、决策性的，不能写得过细。专志具体记事业的发 生、发展和结果，相互联系，各有侧重。在政治部类中写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绩的同时，对我们党的失误和曲折也不应回 避，也应实事求是地记述。这样写不但不会给党和社会主义抹 黑，恰好反映了党的伟大，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敢于发现自己的 失误并能勇于纠正失误，恰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光明磊落。

        政治部类中突出写好共产党的同时，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记 述也不宜过简。有好些志书对国民党只写一个机构名称，既不敢 写好、也不敢写坏，我认为写国民党也应实事求是地写。国民党 在1927年以前是革命的。1936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进行了抗 日战争，但很大方面也是消极抗战。《武安县志》就写出了国民 党将领朱怀冰消极抗战，制造“磨擦”的事实。抗日战争后国民 党则完全站在了反人民的立场。我们应按不同时期记述国民党的 活动情况。有的同志担心这样8己述会违背统战政策，会影响海峡 两岸的统一，其实这和统战政策是两回事，这是历史事实。历史 不能粉饰、不能回避、更不能篡改，只能如实地承认它、记述 它，才能如实反映出国民党的全貌。展示出它失败的根本原因。 使我们不再重蹈它的复辙。

三

        目前有许多同志对如何加强志书政治部类的记述提出了很好 的意见，这是很可喜的。但只写好政治部类，不等于整个志书的 政治质量就提高了，政治性就很强了。全方位地加强志书整体的 政治性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不少志书、志稿恰恰在全方 位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量方面探索的不够。笔者认为在志书所有的 编章中都应寓政治于其中，以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量。这是个比较 难于把握的问题，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摆脱“政治化”倾向。根 据我们的体会，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一要反映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 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按照历史唯 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 及其发展变革。无论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在本质 上都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然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 础，给予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凡是正确的决策，就会促进生 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障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经济部类里 边，一定要写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丰南县志》为 了防止这种倾向，在经济编中加强了宏观内容的记述，设了 “经 济综述”，下设“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经济发展变化”两章。 在生产关系变革中，还设了 “清末到民国期间的封建生产关系”、 “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经济体制改革” 等内容。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仅写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写了对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体制改革” 中，还设了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工商企业系统的经济体制 改革”。虽然是经济部类，但都体现了政治内容。这些生产关系 的变革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经 济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答案。从建国到现在本县经济总趋势是发 展的，但这个发展不是直线的上升而是曲折起伏，所以又设了 “发展过程” 一目。从发展过程中总结了规律，这个规律是：什 么时候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经济就发展。这样写不但解决 了志书中的经济部类过于分散缺乏宏观性的弊端，也增强志书的 “资政”功能。实际上，也就达到了突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业绩 的目的。

        人文部分是政治性最为敏感的部分。它包括文化教育、社 会、人物等部类，均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 济的反映，它反过来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反作 用和影响。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处理资料和记述事件。有一部志书记述 本县文化发展的过程时这样写道：“日本侵占xx县时，……基 本上村村都有学校，虽然向学生灌输的是奴化教育。但就儿童学 习文化知识和后来全县的教育发展而言，打下了有利基础”。这 段论述就有观点性的错误，有“侵略有功”论的阴影。试想，把 这个县教育的发展，归功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对今人和后 代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又如有一部志书的《人物志》记述 一位明代清正廉明、不枉法谋私的布政使时这样写道：“遇地方 遭灾，皇帝下诏减免钱粮，X X往往仍按原额征收”。这分明是 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酷吏。而在志书中却说他“清正廉明”，这 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其次，要特别注意体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人类社会 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在阶级社会中 就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当然是人民群 众，而有些志书的一个通病就是“见事不见人”。不少志书对所 记人物缺乏血肉和思想，尤其是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更少。有的 志书除了记述历届党政负责人之外，找不到一个普通人、小人物 或先进人物的名字，看不到人民群众的活动。这是关系到是否承 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大事，也是保证志书政治质量不容忽 视的问题。

        《丰南县志》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也走过一段弯路。以立传人 物为例：面对卷帙浩繁的人物事绩，曾一度使我们眼花瞭乱。掂 量已去世人物的名单，觉得哪一位都够上“可歌可泣”的传主， 但究竟谁是当时生产和阶级斗争中的代表人物，则有些莫衷一 是。后来，我们以生产和阶级斗争关键时刻出现的人和事为线， 寻找那些“干了大事”的“小人物”作为预选传主。结果，从近 百名可立传人物中遴选了 29位传主。其中，除一名反面人物外， “干了大事”的“小人物”就占了 1/3O如：因发明“钊子”而 推动了整个猪鬃行业生产发展的学徒工李善继；为救落水儿童壮 烈牺牲在大清河的普通一兵刘印华；为钻研自然科学不惜倾家荡 产的清末遗少王来丰；不慕荣华富贵冒死掩护冀东地区共产党领 导人李运昌一家的“伪保长”边醉月，不畏强暴扶危救国、具有 燕赵遗风的李廷楠等。对建国以来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生人，特立 模范人物表于其后，以申明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

        其三，在资料的运用和选择上，看是否有违背社会主义方 向。我们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宗旨，就是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向人民群众进行热爱家乡和社会主义的教育。这就向我们提 出了一个选择资料和运用资料的问题。有一部志书在文化志中选 了这样两首民谣：“双铮犁，单花套，人民公社瞎胡闹，社员饿 得呱呱叫”。“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找上门；三等人；人托 人；四等人，没有门”。前者是纯客观的记述，效果不好，后者 并不能代表干群关系的主流。

        第四，在记述中要体现时代精神。胡乔木同志号召：要用新 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写地方志。为此，我们新修方志 必须有新的指导思想，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不能是旧志的 照抄照录，而要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新的 评价。有一部县志在《人物卷》中罗列了 315个历代的旧县令, 记述了 318个举人进士，同时把历代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 抗，仍搬旧志，称“匪”、称“寇”，还为一个因抵抗李自成起义军而死去的知县立了传并加以歌颂，这样机械地照搬旧志书，怎 能体现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时代特点呢？

        不只是人文部分要加强政治性，就是记述自然环境中也能体 现志书的政治性。比如：我们丰南县地处沿海，有滩涂几十万 亩，过去称为“斥卤不毛”之地。现在搞了水产养殖、稻田开 发。为什么数千年来一直成为人民受苦受难的不利因素，而今却 成了经济腾飞的重要条件？这不就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 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吗？

        所以，全方位地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重。应是我们研究的一个 重要课题。

        （1991年作者在武汉华夏地方志研究所举办的“全国市县志 编纂经验研讨会”上宣读了此文，并被收入《全国市、县志编纂 经验》第二集，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