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县委设专职干部负责统战工作，无常设统战机构。1949年2月，本县设统战委员会，1951 年始设统战部。1963年5月，遵照唐山专署《关于县级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通知》精神撤销统战部，只设1名专职统战工作干部与县委宣传部合署办公。“文化大革命”期间，统战机构瘫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战工作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县境党组织放手发展抗日武装队伍，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团结了一大批党外各界人士，他们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著名民主人士边醉月为掩护中共京东特委负责人李运昌，全家受尽种种磨难；开明绅士李凤阁冒生命危险先后送走3个孙子参加八路军。对这些在革命战争中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人民将永远怀念。从1942年开始，党组织在扩大抗日宣传的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起来抗日，以挽救民族危亡，至1945年9月，县境大多数乡、村均成立了“抗日联合会”、“妇女救国会”和“儿童团”等团结各阶层人士的抗日群众团体。1943年，党对全县大地主进行过争取和团结工作，通过减租减息，缓和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保证了地主的人权、财权，为募集抗日军需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到日伪军内，使一些日伪军首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弃暗投明。著名的有，1944年黄各庄轧花厂伪军小队长郭瑞生率部反正；日伪天津水上警备旅第  三中队长王绍义率部起义；1945年，驻将军坨30名日伪警备队员拒绝向国民党投降，持枪起义，进入解放区后编入张遂大队。

        建国后，中共丰南县委调动全县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旧政府遗留人员参加人民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科学等事业。1948年至1951年，留用旧知识分子700余名（含教员）；同时对没有劣迹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300余人予以留用；对较有影响的民主人士予以重用，其中担任县人民政府副科长以上干部的7人。1949年2月，县统战委员会在稻地镇召开了780余名老教师参加的“祝寿”大会，县委领导对他们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给予了勉励。1953 年，全县各党支部均设立了统战委员，负责听取、收集、答复党外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民政权的巩固。1955年，本县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实行以定息为主要形式的公私合营。保护了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全县有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小组、私人企业共774个，资金总额达旧币475673万元，从业人数3317人。至1956年6月，将公私合营企业全部过渡为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用和平方法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7年至1958年，本县开展了反右派、反右倾运动。由于斗争严重扩大化，伤害了一批党外人士，党的统战政策的实施开始遇到曲折，全县错划“右派分子”633人中，统战对象594人，占93%。“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统战政策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统战工作被人。

        说成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工作人员遭批判，许多统战对象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连民主人士副县长也被免职下放。在全县受审查的1616人中，统战对象937人，占58%。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肃清了“文化大革命”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落实了各项统战政策，被错划的594名“右派分子”全部做了改正。对139 名投诚起义人员均颁发了投诚起义证书。1980年县统战部建立以后，配备统战联络员29名，推动了基层统战工作的开展。至1985年，相继成立了侨务和宗教委员会，建立健全了县工商联组织，共有工商联会员399名。县委、县政府及统战部门定期举行党外人士和“三胞眷属”（台湾、港澳、海外侨胞眷属）座谈会，每年举办各界人士春节迎春茶话会和“三胞眷属”中秋赏月会。并经常走访“三胞眷属”，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至年底为他们解决贷款2万元。1982年至1985年，先后安排31名党外人士进入县、局级领导班子；1984年第二届政协委员会，党外委员79名，占委员116名总数的68%。同时，县委注重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被批准入党的知识分子530人，提拔担任领导干部的124人，其中，县级17人，科级107。